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文獻資料證明：如同《尚書·洪範》是洛書的說明文字，《管子》中的“幼官圖”即河圖，《管子·幼官》是河圖的說明文字，是對《洪範》第一疇“五行疇”的深入闡發——河圖與洛書互為表裏。

河圖洛書都重視中央土，第五疇的“皇極”，認為選賢任能，建立一個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政治重心、承擔治理和教化功能的中央政府，是大一統政治體制的重中之重。“定於一”，有了穩定的政治重心才有政治體制的持續發展，這也是中華大一統政制綿延不絕四五千年，至今仍雄居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基因。

先賢認為大一統治道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法則——生生不息的天道。“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只有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才能成就天地之大美！其實踐要遵循大一統政制下的大一統的知識體系，而河圖洛書代表的上古知識體系是中華文化的活水源頭。

時間女神會將歷史裝扮成神話。三代治國理政的大法河圖、洛書就是這樣。

據《今文尚書·顧命》，三千年前周康王在先王之廟舉行的即位大典上，就陳列有國寶河圖。到孔子時代，河圖已成為神秘莫測的祥瑞，儘管在孔子心中河圖的意義仍非同尋常。孔子感歎，鳳凰不飛來了，黃河中沒有出現河圖，我這一生也就完了吧！《論語·子罕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西漢劉歆指出《尚書·洪範》是與洛書相關的治國大法。《漢書·五行志》開篇寫道：“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

“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是說三代聖王都遵循治國大法《洪範》，將之視為真諦。依傳《洪範》的箕子所述，《洪範》自大禹時代出現後，為夏、商、周三代所珍視——後世關於《尚書·洪範》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直到21世紀的今天仍有專著問世。

為何這樣？因為《洪範》闡明了中華大一統政制，治國理政的哲學基礎——源於宇宙自然根本秩序的天道。它具有超越時空的真理性。《尚書·洪範》和《史記·周本紀》都說，文王建國後第十三年，武王滅商後二年，武王向箕子尋問治國安民之道，商朝滅亡的原因，作為商朝遺老，箕子不忍心說故國壞話，於是只和武王談論治國存亡的道理。武王也感到不好意思，因此他只向箕子詢問了天道，這就是《尚書·洪範》。《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等到宋代河圖、洛書的圖一問世，學人很自然地將《洪範》與洛書聯繫起來，並復原了洛書圖文。下面是南宋蔡沈《洪範九疇數》第一帙中的“九疇本洛書數圖”。

劉歆認為伏羲受河圖而畫八卦，這裏的“畫”當包含闡發的意思，考古材料也證實八卦符號源自數字，與河圖沒有直接關係。《春秋緯》中說“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漢代尚有人傳授有關河圖、洛書的知識，《後漢書·楊厚傳》記載，楊厚的父親楊統“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如果河圖也有如《洪範》解釋洛書那樣的文字，那麼它在哪里呢？

一、幼官圖即河圖，《幼官》是河圖的解說

在中國古典政治學經典《管子》中有兩篇十分重要且奇特的文章，《管子·幼官第八》和《管子·幼官圖第九》。

說它重要，因為二者是《管子》一書的總綱，用黎翔鳳先生的話說，《幼官》是《管子》一書的“腦神經中樞，理論體系由是出焉”。【1】

黎先生將《管子》分為六大板塊，包括政治、法令、經濟、軍事、文化，以及兼有政治理論內容的故事。

政治以《牧民》為主，《治國》《權修》《山權數》《山至數》《揆度》《禁藏》《霸言》《霸形》《立政》《正世》《入國》《度地》《九守》《輕重乙》《問》《版法》《七臣七主》《君臣上》《君臣下》次之。《樞言》類似此板塊的序論。

法令以《法禁》《任法》《明法》《重令》為主，《四時》《正》《正世》《版法》次之。

經濟以《國蓄》為主，《山國軌》《乘馬》《巨乘馬》《乘馬數》《輕重甲》《輕重乙》《輕重丙》《輕重丁》《輕重戊》次之。另外《海王》為鹽鐵專篇；《地員》為農業專篇。

軍事以《參患》《七法》為主，《地圖》《八觀》《制分》《九變》《勢》《山國軌》次之。

文化以《幼官》《水地》為主，《侈靡》《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四時》《五行》次之。

故事以《小匡》為主，《大匡》《中匡》《戒》《四稱》《封禪》《桓公問》《問》《事語》次之。

在黎先生看來：“全書每一篇皆可於《幼官》尋其脈絡。以《牧民》言之，‘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似與《幼官》無關系。然務在四時，即春發五政，夏秋冬皆有之……”【2】

說它奇特，是因為《幼官》《幼官圖》是前後相連的兩篇，除了個別字，內容幾乎全同。只是段落安排順序有別。

《幼官》按四季配以方位記述，先分別記每季中的治國之道文事，再分別記每季中的治軍之道武備。四季之外，還有一個中方，因為更具基礎性地位，所以先述中方。中方與四季不同，沒有節氣。

《幼官》四季順序是大家熟悉的春夏秋冬，如下：

圖方中（文事）-圖東方方外（春文事）-圖南方方外（夏文事）-圖西方方外（秋文事）-圖北方方外（冬文事）-圖方中（武備）-圖東方方外（春武備）-圖南方方外（夏武備）-圖西方方外（秋武備）-圖北方方外（冬武備）

《幼官圖》強調圖本身的分佈方位，這似乎是二者文字重出的原因。其記述順序如下：

圖西方方外（秋文事）-圖西方方外（秋武備）-圖南方方外（夏文事）-圖方中（文事）-圖北方方外（冬文事）-圖南方方外（夏武備）-圖方中（武備）-圖北方方外（冬武備）-圖東方方外（春文事）-圖東方方外（春武備）

顯而易見，《幼官圖》一定有圖存在，所以自1956年郭沫若先生出版《管子集校》以來，學者們一直試圖恢復它。由於不知圖為何物，學人忽視《幼官》中“文在圖外”的事實，乾脆以文代圖——古人重視書與圖，怎會混同圖與文!

比如張固也先生恢復的《幼官圖》，仍未能擺脫郭氏的邏輯：

圖片來源：張固也：《論〈管子·幼官〉和〈幼官圖〉》，收入《齊魯文化研究》第3輯，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

黎翔鳳先生指出，《幼官圖》《幼官》不僅與《尚書·洪範》有關，還與洛書有關。他寫道：“《幼官圖》與《幼官篇》文字相同，重複不合理，古人決不如是之愚蠢。以屈原祖廟及長沙軼侯墓畫絹例之，《幼官圖》是圖。是照《幼官篇》文字繪圖於壁，即用《幼官篇》文字說明之。《幼官圖》即是此意。郭沫若誤會文義，用文分列為圖而不言五帝、五獸之形象，非是。且篇中數字之意義即用《洪範》，其圖為《洛書》。各書有《洛書圖》，而不知即在《管子·幼官篇》中。可知圖不僅是畫像，即黑白點亦為圖。”【3】

《幼官》中的數字、方位等與洛書迥異，而與河圖相同，所以《幼官圖》顯然是河圖，而非如黎先生所說的洛書。其數字、方位與季節的對應關係如下：8，東，春；7，南，夏；9，西，秋；6，北、冬。而洛書的數字分佈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

黎先生之所以發生這樣的錯誤，可能是他認為“篇中數字之意義即用《洪範》”——《洪範》的圖是洛書。

事實上，日本學者豬飼彥博（1761-1845年）早就猜想：“此圖中央及四方，各有本副，其數總十，應如後世所傳河圖之方位也。”【4】

《幼官圖》《幼官》的時節是按五行順序排布的，充滿了陰陽五行色彩，卻沒有出現金、木、水、火、土五行。從文中五、六、七、八、九這幾個不同時節主導的數，我們可以推知五行的方位合於河圖，而河圖的五行是按《洪範》第一疇“五行籌”的順序排列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西漢孔安國解釋《洪範》第一疇時說五行之數“皆其生數”，唐代孔穎達的疏明確將五行與四季對應起來，還說明了五行排序的原因。《尚書正義·洪範》：“《易·系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天一生水對應《洪範》的“一曰水”，以下類同——筆者注），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耦，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系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

唐代河圖久已失傳。孔穎達以為五行排列按物質由微及著排布，顯然是因為他沒有注意到河圖數理的緣故。這裏我們能明確看出，河圖的文字說明《幼官》實際是對《洪範》第一疇“五行疇”的深入闡發！

關於《幼官》（河圖）與《洪範》（洛書）的關係，我們依古人由上至下，由左至右的書寫習慣，製圖如下——這當更接近真實的《幼官圖》。

二、形式、內容上河圖與洛書互為表裏

一個長期困擾學人的問題是，明明《幼官》《幼官圖》講的是“由天道推演人事”的月令，為何以“幼官”命名呢？如果以月令頒佈地點為名，也應稱為“明堂”。東漢蔡邕《明堂月令記》說得十分清楚：“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興王政也。”《後漢書·律曆志》也說：“若夫用天因地，揆（揆，kuí，本意指測量方位——筆者注）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

不同時代的明堂有不同的名稱，可能成書於漢末的《三輔黃圖》羅列達七種：“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後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可以看到，沒有一個能夠和“幼官”對上號。

黎翔鳳先生治學嚴謹，認為《管子》中有幼通“幽”的用法，《禮記·曲禮》有“在官言官”，東漢鄭玄注：“官，謂版圖文書處。”所以“幼官”即是殷朝的“陽館”，《幼官》所述乃殷制。這實在有些牽強。

郭沫若先生認為，《幼官》北方方外文字中兩次出現“玄官”（當作“玄宮”），一次出現“玄帝”，且金文“幼”字與“玄”極相似，《管子》一書多次將宮寫作“官”，所以“幼官”乃“玄宮”的誤寫。這是有道理的。【5】

但郭沫若先生沒有解釋以《玄官》命名的原因。這是因為，明堂北出之堂為玄堂，明堂的排布以洛書為序，正北方為第一疇五行疇，河圖文字說明《幼官》以五行疇為根本，當然要以《玄官》命名。玄宮即玄堂。《呂氏春秋·孟春》有“天子居青陽左個”，東漢高誘注：“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圓，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個。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玄堂，即玄宮也。北方屬水，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幼官》中的“玄帝”即顓頊。《藝文類聚》引《隨巢子》：“昔三苗大亂，天命夏禹於玄宮。”玄宮對夏人意義特殊，這或許是其不僅重視洛書，也重視河圖的原因之一吧。

《大戴禮記·明堂》引古書《明堂月令》文，說明堂諸室分佈為：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這是洛書方位。清代經學家胡渭依《禮記·月令》《大戴禮記·明堂》等繪出了明堂九室圖。如下：

圖片來源：清代胡渭《易圖明辨·卷二·九宮》

《禮記·月令》天子十二月所居依洛書九宮，但各季成數卻是按河圖，即春“其數八”，夏“其數七”，秋“其數九”，冬“其數六”，這裏河圖與洛書互為表裏。

不僅在形式上，內容上洛書與河圖也密切相關。二者都重視中央土，第五疇的“皇極”，認為選賢任能，建立一個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政治重心、承擔治理和教化功能的中央政府，是大一統政治體制的重中之重。“定於一”，有了穩定的政治重心才有政治體制的持續發展，這也是中華大一統政制綿延不絕四五千年，至今仍雄居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基因。

《幼官》開篇即述“方中”文字，指出：“常至命（常至命，猶言能盡其性命，無為而治——筆者注），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眾。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並總結說：“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這裏的“中”，既有中正的意思，亦當有“皇極”，政權重心的意思，否則無法實現真正的中正。

如前所述，《管子》軍事以《參患》《七法》為主，其中《七法》“為兵之數”與《幼官》“方中”武備部分高度相關，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幼官》與《洪範》一樣“尚中”。張固也先生曾列表說明，《管子·七法》的相關內容直接從《幼官》方中、及其他四方武備部分依次提取出來，順序也是春夏秋冬、東南西北，戰國以前學人似乎對《幼官》的意義有明確的理解。如下表：

《幼官•中方副圖》：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土死節……械器備……立於謀……器成教守，則不遠道裏。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 《七法•為兵之數》：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遍知天下，審禦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

《幼官·東方副圖》：四機不明……。《南方副圖》：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西方副圖》：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北方副圖》：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 《七法·選陳》：計必先定於內……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眾擊寡，以治擊亂……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向應，然後可以治民一眾矣。

圖表來源：張固也：《論〈管子·幼官〉和〈幼官圖〉》，收入《齊魯文化研究》第3輯，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

三、河圖洛書代表的知識體系是中華文化的活水源頭

通過對古代式盤和《太一生水》這樣的出土文獻研究，我們知道河圖、洛書是古人的一種宇宙模式。【6】所以先賢認為河圖、洛書闡發的大一統治道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法則——生生不息的天道。頒佈於明堂的月令則是與地道、人道並列的天道具體體現。《淮南子·泰族》上說：“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參五，即“參伍”，交互錯雜，加以驗證——筆者注）。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菑，通“災”——筆者注）。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墽，qiāo，古同“磽”，土地瘠薄——筆者注）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

《大戴禮記·盛德》一言以蔽之：“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

另據《大戴禮記·明堂》，明堂社會生活中有中樞地位，兼具發佈政令、宗廟和大會諸侯等多種功能。從三千年前的周公時代起，它就成為制禮作樂、政教統一、天下大一統的象徵。《逸周書·明堂解》記載，周公攝政天下太平、歸政成王前的一個重大事件是在明堂大會天下諸侯。明堂，是標明諸侯尊卑的地方，所以周公建造了它，並依明堂位置安排朝會諸侯——制定禮儀，創作禮樂，頒佈度制量制，從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自獻上他們的物產。“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

《幼官》北方方外有朝會諸侯的更詳細內容，與《逸周書·明堂解》相通，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不過《幼官》有更強烈的神道設教色彩，比如談到維繫和平，它就以北方玄宮之帝顓頊的名義：“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六會時要求各諸侯交納貢賦，也說：“以爾壤生物共（共，通“供”——筆者注）玄官，請四輔，將以禮上帝。”

這說明《幼官》的出現年代可能更早。《管子·五行》同樣是一種五行時令，它以五行分一年為五季，每季72天，配之以五官。作者將這種不出現四季的五行時令上推至黃帝時代。據說黃帝從蚩尤那裏得到了關於天道的知識，然後制定曆法，設官施政，天人實現了和諧統一。文中說：“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只有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才能成就天地之大美！其實踐要遵循大一統政制下的大一統的知識體系，而河圖洛書代表的上古知識體系是中華文化的活水源頭。東漢經學家鄭玄認為中華核心原典六經也起源於河圖洛書，《六藝論》直言：“六藝者，圖所生也。”

今天，諸多學者否定中華文化政教大一統的知識體系，認為古人比今人差得遠，中國比西方差得遠，以政治治理與社會教化（政教）分立為特徵的當代西方知識體系才“先進”——這是怎樣的荒唐和愚蠢啊！西方沒有經歷過大一統政制，又如何將它們的知識體系生搬硬套在中國身上呢，又何“先進”之有——搞本本主義，生吞活剝西方學術思想，過去一百多年來給中國人民帶來多少災難啊！

否定源於河圖洛書的中國本土知識體系意味著中華道統文脈的斷絕，意味著中華治統政制的斷絕——這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不能不知道、不得不警惕的！

注釋：

【1】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版，“序論”第21頁。

【2】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版，“序論”第21頁。

【3】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82頁。

【4】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46頁。

【5】《郭沫若全集·管子集校》，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88-190頁。

【6】李零：《“式”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載《中國文化》1991年1期；翟玉忠：《從“太一生水”看黃老之學的特點》，收入拙著《文脈尋根》第一卷，華齡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