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胤征》發生的背景十分複雜。結合《左傳·襄公四年》《史記·夏本紀》等書記載，我們知道啟的兒子太康時，夏中央政權衰弱，朝政被東夷的有窮氏國君後羿所奪。但夏人仍保持著天下共主的地位，擁有四海。太康死後其弟仲康繼位，政局糜爛，連自堯舜時代以來世代職掌天文曆法的羲氏與和氏都出了問題，他們整天飲酒作樂，尸位素餐，日食都沒有預測出來。

要知道，日食天象在當時是國家大事，從天子到庶人，都要參與到“救日食”的活動中。按照夏朝法律規定：曆法所預測的天象若不精確，無論早於或晚於實際情況，都要把制定者殺掉，不能赦免。“《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胤侯奉王命出征，討伐羲氏、和氏。

《胤征》實際是《胤誓》，南宋蔡沈《書經集傳》注意到這一點：“《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似乎當時禮樂征伐仍可以從天子出，儘管後羿手握實權。

為何要對天文曆法管理者的失職大動干戈？在中國文化中，天與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當時的“高科技”天文曆法（歷數）是國家權力的象徵、王朝天命之所在。因為曆法直接決定著農業生產的進行，經濟基礎不穩定，王朝也就不穩定。《大戴禮記·夏小正》是夏朝的曆法，稱為小正，正者，政也。大政即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處理好大政的條件是小政，即發展經濟。

據《論語·堯曰》，堯禪讓王位給舜，舜禪讓王位給禹時都曾說過：“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這段話大意是說，天的歷數大命已經轉移到你身上了。誠實地保持那正確路線吧！假如天下百姓都艱難到了極點，上天賜給你的祿位也就會永遠完結。

在總結天地自然知識體系的《漢書·藝文志·數術略》中，天文、曆譜分別居於第一和第二位，足見古人對於天文曆法的重視。《漢書·藝文志·數術略》天文類小序說，天象是用來測定星辰位置和日月五星運行規律，記錄吉凶的徵兆，讓聖明的君主作為施政的參考。“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日月五星，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

如同許多中國人不理解宗教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一樣，十九世紀的西方人對天文曆法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也大惑不解。弗蘭茨·屈納特這樣寫道：“許多歐洲人把中國人看做是野蠻人的另一個原因，大概是在於中國人竟敢把他們的天文學家——這在我們有高度教養的西方人眼中是最沒有用的小人——放在部長和國務卿一級的職位。”（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2頁。）

從個人的生老病死到社會的政治經濟，如果說西方文明是圍繞神學-宗教建立起來的，那麼中華文明就是圍繞天文曆法-天道建立起來的——掌握王權就要掌握天道，掌握王權就要掌握天文曆法。談到中國古代天文與王權的關係，科技史專家江曉原教授總結道：“壟斷的、獨佔的通天手段，在上古是王權的來源，到後世成為王權的象徵。因此，如果誰對天學——古代中國最重要的通天手段——的壟斷被打破，就意味著他的王權受到挑戰並且被削弱了；反之，如果誰試圖建立新的王權，則擁有自己的通天手段是他的當務之急。《詩·大雅·靈臺》所詠周文王建造靈臺之事背後的千年文化隱義，由此豁然明朗，得到充分闡釋。而天命的確認(也就是王權的確立)，除了依靠經濟、軍事實力和‘有德’之類的道德優勢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資本即擁有獨佔的通天手段。”（江曉原：《天學真原》，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頁。）

羲氏、和氏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會瓦解國家的經濟基礎，直接威脅到了天下的秩序以及王權的合法性，國家當然要興師問罪。

經文：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邑。胤後承王命徂征。

語譯：

仲康即位後，任命胤候為大司馬掌管軍隊。這時，掌管曆法的羲氏、和氏在自己的封地縱酒享樂，不履行自己的職責。於是仲康派胤侯去征討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