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我們要理解《五子之歌》，需要參考《大禹謨》，二者的精神內涵一致，代表了虞、夏時期的基本治國理念。

甚至《五子之歌》的行文順序都大體依據《大禹謨》第一部分（由開頭至“時乃功”），這部分舜、益、禹三人闡述了治國安民的幾大要點。

政治的關鍵是走群眾路線，以民為本。執政者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禹謨》帝舜說，帝堯能夠聽取別人的意見，考察民情，聽取百姓的心聲，給孤苦無依的人以生活保障，幫助貧窮的人。“稽於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五子之歌》第一首歌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稽於眾，舍己從人”不是說執政者放棄教育民眾、領導民眾的職責，一切都聽從百姓的，順從百姓；而是廣泛聽取群眾意見，考察這些意見的是非，自己不對的地方，立即改正。唐代孔穎達《正義》解釋說：“為人上者考於眾言，觀其是非，舍已之非，從人之是。” （《尚書正義·虞書·大禹謨第三》）

我們不能將西方民主等同於中國民本觀念。西方民主選舉也注重民意，但多黨競爭要求政治精英迎合民眾，而中國古典政治思想明確反對這樣做。《韓非子·顯學》指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這裏的 “適民”，是迎合民眾的意思。

治理國家的目的是造福民眾，利於民眾，而不是從短期利益出發去迎合民眾，滿足民眾的一時欲望。為何這樣呢？韓非子認為，一般民眾本性（人情）厭惡勞苦而喜好安逸。只求安逸諸多事業就要荒廢，事業荒廢社會就治理不好。社會治理不好國家就要混亂；如果賞罰不能實行，國家事業就必定得不到發展。“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韓非子·心度第五十四》）所以治理民眾要從根本上考慮問題，並不以滿足民眾一時欲望為轉移，目的是給民眾帶來長遠、實際的利益。當君主對民眾施用刑罰的時候，並不是憎恨民眾，而是從愛護他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令行禁止，民眾就安寧；賞賜太濫，奸邪就滋生。《韓非子·心度第五十四》：“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

《五子之歌》第二首歌以太康為教訓，反對過分沉湎於酒色安逸。即《大禹謨》說的“罔遊於逸，罔淫於樂”。

後面三首歌大體是從《大禹謨》大禹所說的“正德、利用、厚生”三方面依次論述的。據孔安國傳：“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 （《尚書正義·虞書·大禹謨第三》）善政的標準是：政治路線正確、大力發展經濟、社會生活富足。

西方文明由於外族入侵、貴族專制統治等歷史因素，國家與社會長期割裂，而大一統的中國自古以來就強調政經一體、政教一體，政治、經濟、教化三者相和諧（《大禹謨》所說的“惟和”）才是社會治理的目標——過去是這樣，21世紀的今天仍然應當是這樣！

經文：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語譯：

第一首歌唱到：“先祖大禹早就告誡過我們：對待百姓，要親近，不能疏遠，更不能蔑視他們。百姓是國家的根本，百姓安居樂業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在我心目中，眾多普通男女的能力都比我們強，他們的利益也高於我們的利益。小看大眾的能力、無視大眾的利益，治國者就會犯錯誤。一個人出現了三次過失，仍不反省，難道真的想讓天怒人怨嗎？應該防微杜漸，將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我們管理百姓，沒有敬畏之心，就像用腐爛的繩子駕馭著六匹馬一樣，隨時都可能脫韁。想到這些，你還能不敬畏？”

第二首歌唱到：“祖先大禹有這樣的教誨：身為君主，在宮內不要沉湎女色，在宮外不要癡迷遊獵。不要縱情飲酒不知節制，不要沉迷歌舞不知滿足，不要久居深宮，與民眾生活脫節。因為作為君主，哪怕染上其中的一種劣習，沒有不亡國的。”

第三首唱到：“想當年堯帝，由冀州而統有天下。現在太康不僅不遵循堯帝的治國之道，還擾亂了堯帝所建立的法規制度，自取滅亡!”

第四首唱到：“我們的先祖大禹十分英明，他是各諸侯國的天子。在位時健全完善了治國的典章法度，傳給他的子孫。征賦和計量平均，使民用物資不缺，政府官庫豐足。現在這些法度和傳統都遭到了破壞，難道我們的國家該滅亡了嗎！”

第五首唱道：“唉!我們能去哪里呢？一想到這點我就感到悲傷。天下的百姓都痛恨我們，我們還能依靠誰？慚愧啊！沒有遵守祖制，沒有施行德政，現在後悔了還能補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