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翟玉忠 趙雪彩 發布時間: 2023-11-26
經義：
在堯舜禹時代，長江黃河流域呈現為“三族鼎立”的戰略格局。夏人居西，夷人居東，苗人居南方長江流域。苗人長期與中原發生衝突，所以《尚書·堯典》稱“苗頑”，舜帝曾將苗民遷移到遠方，以免其在南方故地作亂。“竄三苗於三危”“分北三苗”。
當時針對苗人的戰略方針是文武並用，先文後武，先德後兵。這種戰略對中國傳統戰略思維產生了深遠影響。
本節伯益獻策大禹，以誠意讓苗人歸順，而不是先用武力，也是遵從“先文後武”的戰略邏輯。但後世儒者卻迷信“純任德教”、“專尚德教”，影響至今。21世紀仍有學者相信：“禹採取益的建議，摒棄武力改為‘誕敷文德’的和平手段而使有苗降伏。這說明熱愛和平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王世舜 王翠葉：《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尚書》，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52頁。）
漢以後中華文明逐步變得柔弱不武，與這種泛道德主義，道德萬能論的氾濫關係很大。
《尚書·禹貢》贊大禹王功德，說他讓中國政治威望和文明教化傳佈世界，“聲教訖於四海”。聲威何來？主要是靠軍事手段，僅憑文教是不行的。大禹聽從伯益的勸告暫時退兵，並不是坐等苗人到來，而是一方面整軍經武（“班師振旅”），一方面以舞蹈的形式展示自己的聲威（“舞幹羽於兩階”）。
文中的“舞幹”，幹，就是盾牌。古代手執盾牌的武舞用以宣示武力，以威服對方，最終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春秋時，大國興兵討伐還會大張旗鼓，治兵振旅，以壯聲威。西元前611年，宋國國君宋昭公無道，其弟公子鮑在宋襄公夫人的支持下弑昭公。晉靈公在趙宣子（趙盾）的請求下，以宋國人殺了自己的國君為由出兵討伐。晉靈公在太廟裏發佈號令，召集軍吏，並讓樂官準備好鐘鼓。趙宣子的弟弟趙同感到不理解，於是問，為何這麼大的行動，不去鎮撫人民卻準備鐘鼓？宣子回答，這是討伐罪人，不是偷襲敵人，以大欺小。現在宋國人殺了他們的國君，沒有比這更大的罪了。明白聲討它，還怕他們聽不到呢。備齊鐘鼓，是為了尊重君道呀！於是派人到各處去告訴諸侯，整治兵卒，一路上鳴鐘擊鼓攻打宋國。《國語·晉語五》：“（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侵襲之事，陵（陵，以大欺小——筆者注）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但在蔡沈《書經集傳》中，大禹王“班師振旅”竟成了“專尚德教”的典型，認為大禹的“至誠之道”感動了苗民，使其順服。“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幹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孔子對於文事與武備，文德與兵刑的關係闡述得很清楚。在西元前500年（魯定公十年)齊魯的夾穀之會上，齊國人欲劫持魯定公以達到自己的外交目的。如果不是孔子堅持帶上武官左、右司馬同行，以武力作後盾，結果將不堪設想。當時還是禮官的孔子告訴魯定公：臣下聽說有文事的話必須有武備，有武事的話必須有文備。古代諸侯越出自己的疆界，必定配備文武官員作為隨從。請帶上左、右司馬。《史記·孔子世家》：“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乘車好往，指毫無戒備地乘車前住赴會——筆者注）。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
文事者必有武備，這個世界上不存在沒有武備的和平。一味強調文德教化，會直接導致國運的衰弱。在全球大爭的21世紀，學習西方霸權主義那一套要不得，但迷信漢宋儒者“專尚德教”更要不得！
經文：
帝曰：“
語譯：
舜說：“唉！禹啊！現在只有三苗不服從我們的管理，你去征討他們吧。”大禹隨即集合各國國君，在出征前的動員大會上發佈誓詞說：“眾將士，你們都要聽從我的命令。現在三苗騷動，他們的統治者昏庸糊塗，無知傲慢，妄自尊大，倒行逆施。在他們那裏君子被排擠在外，小人卻竊據權位。引起天怒人怨，百姓不擁戴，上天降災禍。因此，我率領你們，遵奉上天的命令去討伐三苗。希望你們同心協力，建立功勳。”
禹率軍到達苗地三十天，苗人還是不服從。伯益作為禹的助手獻策：“只有推行德政才能感動上天，不論多遠都能來順從。滿招損，謙受益，這是天道。想當初舜在曆山耕田時，每日向著上天號哭，他把父親和繼母的過錯，歸咎於自己；作為人子恭敬的服侍父親，對父親也很敬畏，父親瞽叟慢慢開始相信他。至誠則能感動神靈，何況這個三苗。”
禹接受了伯益的建議，說：“你說的很對。” 於是撤回大軍，整軍經武。舜帝就大力推行德治，並讓人在大殿兩階間表演武舞和文舞。撤兵七十天後，三苗都來歸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