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記》是中國首部專論歌樂舞的樂論專著，系漢武帝時劉德與毛生等所作（西元前130年前）。西漢末年劉向校《樂記》得23篇，11篇於東漢馬融時編為《禮記·樂記》，另西漢褚少孫采《樂記》補《史記·樂書》，餘篇散逸。鄭玄說“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樂記》要義為何？“樂”字當作何解？因東漢鄭玄、唐初孔穎達（各距劉德約350年、800年）於《樂記》“聲-音-樂”概念有未注或錯解，致中國音樂學界在1983年《〈樂記〉論辯》後還發生了持續20多年的“音心對映論”大爭鳴（見《“音心對映論”爭鳴與研究》），如《樂記》“比音而樂之”句就尤其困擾學界，並為“樂”字讀音及含義爭論不休。

徐州滕州懸鈴建鼓漢畫像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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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作名詞、動詞各讀yuè、lè屬現代語言規範，但某字各地、各代讀音有異屬常見現象，故唐宋以來《唐韻》《集韻》《廣韻》等古韻書說樂讀嶽、洛、勞、祿等。然諸形同源、一音多義實是古“樂”字萬變不離其宗之本相：樂本寫作“樂”“楽”等，皆源自建鼓之象，本讀么字韻（《詩經·關雎》樂字協芼字韻，樂與角、覺、嶽等皆曾讀ao韻，樂讀yao-yuo-yue、lao-luo-le皆屬音轉）；以高大的建鼓統帥奏樂活動，故奏樂、樂曲、樂器甚至樂人皆可稱樂；建鼓或建鼓樂常統帥著群體性歌舞，故歌樂舞大活動總稱樂；歌樂舞所關聯的人之精神活動亦稱樂，且此精神樂絕非只有歡喜式之快樂，精神樂必有多種狀態或情況。

一

源自《呂氏春秋》等的“音樂”實“歌樂”意，詞義與快樂無關。“音”字在《樂記》出現54次且本指從言之歌詠或歌聲，唯《魏文侯》篇講六音時也指八音類之樂聲（詳見筆者《“音”字形、字義綜考》）；而作為《樂記》第一範疇的“樂”字出現158次，考其義可知《樂記》“樂”概念分行為樂、精神樂兩大類，行為樂有奏樂之樂、禮樂之樂二義，精神樂又有心動之樂、喜好之樂、安和之樂三義。下面就“樂”範疇的奏樂之樂、禮樂之樂、精神之樂三大義及其深層來源進行分析。

奏樂之樂：樂人以樂器奏樂謂樂，奏出之聲亦謂樂，作動詞、名詞且其用法直接相關，如“比音而樂之及幹戚羽旄謂之樂”的第一個樂字，如“吾端冕而聽古樂”等。禮樂之樂：包含歌樂舞等，常與禮相提並論，即“比音而樂之及幹戚羽旄謂之樂”定義，如“禮樂可謂盛矣”“王者功成作樂”“樂觀其深矣”等。精神之樂：指心理層面之樂，如“樂者，心之動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治世之音安以樂”“心中斯須不和不樂”“無哀樂喜怒之常”“聖人之所樂也”等（詳見後文論精神“樂”三義）。

“樂”字奏樂、禮樂之義密切相關，二者貫通的核心是“樂（樂）”實為摹寫懸鈴架鼓的建鼓之象。《逸周書》說“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建鼓主導的歌樂舞活動在大量漢畫像石上有集中體現，並與《後漢書》《三國志》等“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的漢代民俗記載完全吻合，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門庭樹鼓形象及《通典》說西漢丞相府為示開放而“門無闑不設鈴鼓”亦反映樹鈴鼓之俗。建鼓又稱植鼓、柱鼓、楹鼓、懸鼓等，漢畫像中有建鼓的群樂、禮樂活動，其建鼓多置畫面中央，且許慎說“樂……象鼓鞞木虡也”“建鼓，樂之大者”，荀子說“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朱熹說“鼓，革屬，樂之大者也”，唐徐景安說“建鼓者，謂少昊氏作，大鼓，為眾樂之節”，唐顏師古說“建鼓……懸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等（詳見筆者《“樂”字形、字義綜考》引證44條），此皆足證摹自建鼓的“樂”字有前述兩大義且該兩大義密切相關（建鼓→奏樂→禮樂）。

樂本字“樂”“楽”等的核心皆是“木＋白”（建木大鼓及羽葆），樂之么符衍自懸鈴，么即小鈴，糸即鈴旒，玄即懸鈴（玄色本自鈴色），系（ノ頭亦作爫）即執綏或吊旒，幽（圖1）即耳聽懸鈴，么糸玄系幽玆等字皆非來自蠶絲。《說文》曰“旂，旗有眾鈴，以令眾也”“鐸，大鈴也”，金文多見旂旗懸小鈴之象，漢畫像亦多見建鼓上端懸鈴（或串鈴或大鈴）且鈴旒作飄蕩狀者。可佩旒飾的小鈴在禮樂活動中古老而重要，陶寺遺址有約4000年前高2.65cm銅鈴1件，二里頭遺址有高7.7cm～9.0cm銅鈴12件，金沙遺址、三星堆遺址各有銅鈴12件、43件且小者各高3.4cm、5.1cm，安陽殷墟至20世紀90年代初已出銅鈴350餘件且有高2.6cm者。

另要說明：從禾、木之象的甲骨文“圖2”實非樂字，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說“卜辭中樂無用作音樂義之辭例”甚是。從木白么的金文“圖3”與從木白丷的金文“圖4”才是真樂字，從么表懸鈴，從側寫丷表鼓鳴（還有從圖5或彡者，見黃光武《釋“穆”》引魏碑）。清代周亮工、劉心源以來因“樂”字兩么符似“8”等而謂“樂”字源自樂器弦絲、禾穗、葫蘆、櫟樹、藥（藥）草、欒（欒）樹等實是完全錯謬的（花生大豆等果實也像“8”），《說文》說“樂”字“象鼓鞞木虡”實有根據並得大要（石鼓文及漢唐磚有“圖6”等）。

二

厘清“樂”字來源及“奏樂之樂→禮樂之樂”的概念發展，《樂記》“精神之樂”就好理解了。《樂記》核心議題之一是音樂與感情的關係，如《樂本》首章定義“音—樂”概念，第二章就專論“情—聲（歌）”關係，說哀樂喜怒敬愛六情各顯發為歌聲之噍殺、啴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六征，並說感情關乎社會治理（情→聲→治）；第三章又說安樂、怨怒、哀思等歌聲各體現民風政氣之和乖困等，並說聲音關乎政治（聲→情→政）。《樂言》說人心哀樂喜怒無常及六類音聲各激六類民心，《樂化》《樂象》《樂施》說“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者樂也……樂者，心之動也……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之精神樂。

（一）最高境界的安和之“樂”。《樂記》論哀樂喜怒敬愛六情時，樂喜二字並非同義，鄭玄未注其別，孔穎達各解以“歡樂”“喜悅”並謂“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南宋衛湜說“喜是樂之初，樂是喜之終”，此皆不合生活情理與歌唱現象。然精研《樂記》談精神樂之章句，可知六情之“喜”實是歡喜歡樂義（即今謂快樂），所謂“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即喜心歌聲特色為高亢發散；而六情之“樂”實是安和康樂義（江文也謂“法悅境”，朱熹曾曰“樂則和平之極也”），故曰“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又曰“啴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孔疏“康，安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等。

《樂記》論人心感情時用“喜”字而不用“樂”字以表歡喜快樂義，其深層原因當是“樂”字所源之建鼓及建鼓樂在當時從屬禮活動，故樂活動、樂概念皆主精神安和之旨（《魏文侯》篇可證）；而“喜”字所源之“壴”本指一般矮鼓，故多用於俗樂活動及代表俗樂心理。儒家重禮，故論樂則言禮樂、大樂，論樂心理則言和樂、安樂，故《樂記》說“樂者敦和”“樂極和”“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等。若明《樂記》精神“樂”的安和義項及儒家重“和”的主張及原委，則《樂本》篇“鐘鼓幹戚，所以和安樂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性］……則王道備矣”“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之旨即明。

（二）統攝諸情的心動之“樂”。《樂記》首篇這樣專論六情與歌聲之關係：“樂者，音（歌）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章“音（歌）之所由生”之“樂”，顯然不是行為樂中的某義（如奏樂、樂曲、樂舞、禮樂等），而必是精神樂下的某義；那分論六情前的此“音之所由生也”之總論“樂”是後文六情中之某情嗎？顯然也不是！

此章明說六種歌聲皆由“人心之感於物”的“樂”而生，故此“樂”屬精神樂但又非六情中某情，它只能是包羅六情、總稱諸感的總體性之精神樂，且此“樂”正與該章前後文“人心之動”“情動於中”及他處“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樂者樂也……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完全同義。也唯明此，才能理解《樂本》篇“心（情）→音（歌）→樂（歌奏舞）”與“樂（六情）→音（歌）→聲（六聲）”的論說演進以及“情→教→治”之思想主旨。但遺憾的是，此總稱六情的心動之“樂”也被孔穎達誤解了，故他無視經文分述六情前所總起總論的“樂（情）→音（歌）”關係而疏曰：“此……樂聲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此音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他已將此“樂”解為樂曲之類，且將此“樂→音”生成次第倒為“音→樂”次第。

（三）作為喜好或欲願之“樂”。《故訓匯纂》將精神“樂”用法分為各讀lè、yào的喜樂、喜好兩義（讀yuè則作名詞）。前文已述歡喜快樂義的“樂”在《樂記》用“喜”而不用“樂”，而其義為喜好、欲願之“樂”在《樂記》也明顯存在（有目標指向、心理對象之心樂），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此同《論語》“知者樂水”、《孟子》“樂善不倦”、《荀子》“樂富貴者也”之樂（注意：《荀子》《樂記》“樂者樂也，君子樂……小人樂”如“樂者，心之動也”表心動情生義，此樂非喜好義）。

先秦兩漢表示精神樂、心理樂的“樂”字似多廣義泛義，其感動、喜好、快樂、安樂等義似多未詳分。但《樂記》明顯區別使用了前述精神“樂”數義，此恰恰反映了《樂記》作者的思想性與嚴謹性，反映了原創性的《樂記》篇章有深刻的思想體系（惜完整《樂記》不存）；且這種區分使用並非無依據無淵源，譬如荀子《禮論》“喜樂之文-哀痛之文”對言的喜樂二字當有分際，《天論》“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藏］焉”及《正名》“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其喜樂二字亦有別，且《白虎通》“喜怒哀樂愛惡”六情說、《禮記·禮運》“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說等也同理。

三

《墨子·公孟》裏墨者曾以“何故為室，室以為室”來譏儒者言“何故為樂，樂以為樂”，此故事不僅證明墨家未洞察人類樂生活、儒家樂理論（“樂以為樂”即心樂心動故為樂）及荀子批評墨子“非樂”實有根據，而且更加證明《樂記》“樂者，音之所由生也”“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者，心之動也”這類統稱諸種感情的精神“樂”用法並非孤立之論（《關雎》“鐘鼓樂之”實感動打動義之樂），更證明孫詒讓《墨子間詁》說樂字“古讀二義同音”完全正確（很多方言至今如此）。

《荀子·樂論》11段裏第1—4段、6—8段共7段明顯被照搬或改入《樂記》，尤其荀子“樂者樂也”這類統稱心動諸情的精神“樂”及其體系性論述不僅被《樂記》照搬，且先秦僅《荀子》出現過及《墨子》引過。史載獻王劉德好儒並招養東方儒生，與毛生等作《樂記》時采諸子言樂事，毛公毛生的詩學源自荀子，《毛詩序》措辭及主旨多同《樂記》，《樂記》精神“樂”三義在荀子《樂論》尤明顯，《樂記》講“血氣心知之性”且論六情時“六者非性也”句在劉向《說苑》作“人之善惡非性也”正與荀子說材性本樸、血氣知慮或材性知慮同，此等皆可證《樂記》主創者濃墨重彩地吸收並運用了荀子思想學說（詳見筆者《〈樂記〉基本範疇與思想體系研究》《〈樂記〉輯佚匯注及文字校勘研究》兩書，未刊稿）。

總之，“行為樂-精神樂”之互應，精神樂“心樂-喜樂-安樂”之發養，是《樂記》樂概念、樂理論之要門與法寶。歌奏舞之樂不僅是《樂記》所謂“樂者樂也”的人情之“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也當是《孔廟大晟樂章》作者江文也所云“含有優秀的心靈”“清淨而無邪的正樂”，即是荀子所謂“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也）”。

（作者：林桂榛 王虹霞，分別系曲阜師範大學副研究員、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來源：《光明日報》2019年11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