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沒有任何一種知識體系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能與科學相媲美。它不僅改變了我們周遭的一切，也改變了我們認知自身及社會的方式。

科學如此盛行，在許多人眼中它簡直成了真知的唯一源頭，儘管近代科學形成於十七世紀的伽利略時代（1564-1642年）。以至人文社科領域也開始依照科學範式改造自己，結果常常不盡如人意。因為現實社會不同於物理世界，很難進行人為控制和實驗驗證。

或許因為近代歐洲文明對科學的卓越貢獻,所以許多人認為科學乃至科學精神都是西方專利。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不僅中國的四大發明促進了西方科學的產生，阿拉伯世界的科學和哲學也是催生現代科學的重要因素。美國研究阿拉伯文明的學者喬納森•萊昂斯指出：“就像難以捉摸的將賤金屬變成黃金的‘萬應靈藥’（來自煉金術士的用語‘al-iksir’)那樣，阿拉伯科學將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變得面目全非、難以識別了。這是幾百年來歐洲第一次睜開自己的眼睛，放眼觀察其周圍的世界……阿拉伯人的科學和哲學幫助基督教世界從愚昧無知中解脫出來，並且使真正的西方思想得以形成。”【1】

阿拉伯人將用理性、哲學看待世界的觀念傳到了歐洲，歐洲從阿拉伯人那裡借鑒了用數學描述自然的方法——這些是現代科學的基礎。包括哥白尼寫《天體運行論》的時候，也應用了波斯天文學家圖斯（Nasir al-Din al-Tusi，1201-1274年）的研究成果，因為圖斯在1260年左右論證其雙圓理論的證據，跟300年後哥白尼在《天體運行論》中論證同樣幾何點時所用的證據，其名稱一模一樣。

當然我們同樣不能否定歐洲人對科學的貢獻。比如圖斯的宇宙仍以地球為中心，哥白尼則將宇宙中心置於太陽附近——這種觀念突破是革命性的。

顯而易見，即使像科學這樣帶有深刻西方烙印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中國人沒有最早走上現代科學之道，我們應海納百川、謙虛地向別人學習，而不是如今天有些人所做的那樣，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否定西方科學技術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說這些人“狹隘”，是因為他們除了否定別人，並不能認識自己的優秀之處。他們不知道近代科學基於數學和實驗，而包括中國古典知識體系在內的許多真知基於經驗的累積；除了西方現代科學，人類文明還有另一座高峰——中華道術！

那是與大一統的政治體制相表裡的大一統學術體系，一種關於天與人、宇宙自然與社會人生的整體學問，先哲稱之為內聖外王之道。只是因為除了中華文明，人類其他文明仍然以神道為基礎，所以這種基於理性，超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學術專業、不同地域文化的知識體系長期被埋沒，在當今的中國它盡乎到了“日用而不知”的地步。

最早描述內聖外王道術知識體系的是《莊子•天下篇》，它直接稱道術為內聖外王之道。梁啟超(1873-1929)評論道：“‘內聖外王之道’一語，包舉中國學術之全部，其旨歸在於內足以資修養而外足以經世。”【2】

道術知識體系包括哪些方面呢？大致有三：一是古代王朝的典章制度，這在史官那裡保存著；二是《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主要保存在鄒魯的學者那裡；三是諸子百家之學，它們分別包含道術的某一個方面，就是《莊子•天下篇》評論諸子百家時總要說的“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子•天下篇》：“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搢紳，即插笏而垂紳的儒服——筆者注）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不幸的是，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莊子時代，內聖外王知識體系的分裂已經十分明顯，就如同人的各個感官一樣，不能相通了。結果道術變成了只研究某一方面學問的“方術”，學者多成為偏於某一專科的“一曲之士”。對於內聖外王的知識體系——道術整體，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莊子•天下篇》感歎：“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鬱，積聚阻塞——筆者注）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反，通‘返’——筆者注），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道術決定了中國學術體系會通的特點，崇尚“通儒”。不僅自然科學領域與人文領域相會通，經史子集也互相會通。《禮記•學記》專門講教育與學習之道，其中明確提出“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唐代孔穎達解釋說：“‘大德不官’者，大德，謂聖人之德也。官，謂分職在位者。聖人在上，垂拱無為，不治一官，故云‘大德不官’也，不官而為諸官之本；‘大道不器’者，大道，亦謂聖人之道也。器，謂物堪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不器而為諸器之本也。《論語》云‘君子不器’，又云‘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也。”【3】

錢穆先生總結道：“故中國學術乃亦尚通不尚專。既貴學之能專，尤貴其人之能通。故學問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為學術分門類，使人人獲得其部分之智識。”【4】

現代西方學術正好與以道術是主體的中國古典學術相反，前者重分科，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工業社會分工的細化，學科分類越來越細，已經到了嚴重碎片化的程度。所以，內聖外王的道術知識體系成為西化大學學者懷疑、嘲弄的對象，動不動就以“無條理”、“不專業”視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列子•說符篇》），今天看來真是這樣啊！

近二十年來，我們一直努力恢復中華道術——內聖外王的知識體系，為國立學，這是中國文化安全與文化強國的基礎。其主體可以用“孔門四科”來描述，即重內在智慧修養、為百家所推重的德行科，重外在社會治理的政事科（主要包括黃老、法家），聯結內外的言語科（主要包括名家、縱橫家），以及這三科的總綱文學科，它以經學的中心。我們發起大《六經》工程，目的在於研究經學，通過經史互參，貫通經子，綱舉目張，全面復興中華古道術——這一人類最為高度發展的知識體系。要知道，在西方世界主導的當代知識體系中，信仰與理性、自然與社會諸多學科間仍存在難以跨越的鴻溝。

也只有中華道術，能夠超越西方排他性的地域、宗教文化，成為天下大一統和人類持久和平的粘合劑。2300年前先賢就闡明了這一點。《司馬法》是西元前四世紀齊威王時大夫“追論”三代《司馬兵法》而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提到人的性情因地方而不同，通過教化可以形成一個地方的風俗，但風俗各地方也不同，只有道術才能改變一個地方的習俗，實現天下一統，六合同風。《司馬法•嚴位第四》：“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宋代兵學家施子美注解說：“傳曰：‘五方之民各有性。故齊性剛，秦性強，楚性弱，燕性愨（愨，音què，誠實、謹慎——筆者注），三晉之性和。’是五方各有性也。性雖隨其方，人各隨其州而異焉。傳曰：‘以俗教安則人不偷。’故太公在齊尚賢而易俗，伯禽在魯簡禮而因俗，是教能成其俗也。俗雖因於教，亦各隨其州而異焉。古者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此性也，所以隨州而異也。然天下有不同之民，而聖人有能同之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吾化以道，則天下一統，六合同風，一歸於道化之中，而無異政殊俗矣。”【5】

可見，維護中華大一統需要道術，實現人類持久和平需要道術！

環顧全球，21世紀科學、物質上的進步可謂日新月異，但在人文領域，人類仍未擺脫野蠻狀態。此時此刻，巴以戰爭正在吞噬太多無辜的生命。加沙地帶缺乏的不再僅僅是食物、水和藥品，還有裹屍布！那裡的醫院成了喪命的“萬人坑”，很多父母提前在孩子身上寫上名字，以便孩子被炸死時還能認出自己的親骨肉……

人類急切需要一種持久和平機制，在西方發達物質文明的視野之外，我們看到中華道術不僅是維繫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學術基礎，也是維護全人類持久和平的理論基石。這是多年來，我們努力闡揚以孔門四科為主體的內聖外王知識體系——中華道術的原動力。

注釋：

【1】喬納森•萊昂斯：《智慧宮：阿拉伯人如何改變了西方文明》，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

【2】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859頁。

【3】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頁。

【4】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序》，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5】陳曦譯注：《吳子•司馬法》，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408-4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