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進入中國百年來，極大拓展了我們的歷史視野，今天考古學家能描述過去萬年來中國從無數小村莊凝聚為複雜政治共同體的進程。無疑，這有利於提升中華民族的共同體認同和中國文化的自信。

1928年到1937年，李濟先生主持河南安陽考古工作，發掘出數以百計的精美青銅器、將近25000片甲骨，還有諸多宮殿、宗廟和墓葬遺址，證實殷墟是晚商的都城。這一發現深刻影響了公眾對考古學的認知，當時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有人認為只有考古發現的歷史才是真實的歷史，沒有考古證據的記載都值得懷疑；利用考古資料總結的規律才是中華文明的根本規律，儘管考古學家能總結的中國特色微不足道——即使忘記“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的學術規範，面對出土器物，考古學家們也只能“知其然”，很難“知其所以然”。

除非偶然發現文字，考古所挖出的只是不會說話的、死的器物，它們並不能還原歷史事件本身，不能說出先人們的所思所想，更不能道出一個族群遵循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模式。

只有歷史資料能還原歷史，只有經學能錨定一個族群的特色和原則——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綿延不絕數千年的文化、政治共同體，考古資料只能是歷史學和經學的補充。

章太炎先生(1869-1936年)早就注意這一點。他在《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一文中指出：“今人以為史跡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於器。器物有，即可證其必有，無則無從證其有無。余謂，此拾歐洲考古學者之唾餘也……況器物不能離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漢二字，知秦、漢二字之意義者，獨非史乘（史乘，泛指史籍——筆者注）所詔示耶？如無史乘，亦無從知秦、漢二字為何語也。即如陝西出土之秦、漢瓦當，知陝西為秦、漢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據史乘，然後知瓦當為秦、漢之物，否則又何從知之？且離去史乘，每朝之歷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僅如斷爛朝報，何從貫穿？以故，以史乘證器物則可，以器物疑史乘則不可。以器物作讀史之輔佐品則可，以器物作訂史之主要物則不可。如據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1】

他形象地比喻說，書如同前人給我們留下的合同、契約，通過檢察是可以確定其真偽的。如果不相信經史，只相信考古器物，如同人們不相信合同、契約，只相信當場交易之商品、金錢，何其愚蠢！“以為書篇易偽，器物難偽。曾亦思‘書者，契也’，前人契券，流傳至後，後人閱之，即可知當時賣買之情狀，雖間有偽造，考史如官府驗契，亦可以檢察真偽。如不信史而信器，譬如訟庭驗契時，法官兩造（兩造，指訴訟的雙方——筆者注），並不懷疑，忽有一人出而大方言曰：‘契不足恃，要以當時交易之錢作證。’此非至愚而何？”【2】

今天，我們研究中華文明的基本特色和基本模式，不能依賴死的考古學，更主要的還是要靠活的經學，那才是中華文明的根和魂，是歷經數千年提煉的優秀傳統文化。

為何是這樣，因為經學是聖賢為萬世制法，經學定義了從政治模式到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東漢經學家劉熙《釋名》解釋說：“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周禮·天官·太宰》有“以經邦國”，東漢鄭玄注：“經,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為法式也。”

經為“常法”，這裡的法，不是法律中具體的法條，而是法度原則的意思。就是說經學錨定了基本原則和價值理念，決定了中華文明的特色。漢代經學家有“孔子為漢制法”一說。張向榮博士解釋說：“春秋時期的孔子，怎麼可能為漢朝制法呢？這是因為，在儒家今文經學的話語裡，孔子是素王，為千秋萬代制定了法度，這裡的‘法’不是法家的‘律法’，而是以倫理教化為基礎的政治原則。用今天的話說，孔子是‘大立法者’。他雖然早已死去，但留下的法度始終支配著社會的運轉。”【3】

近代經學家李源澄先生（1909-1958年）認為，經學足以統一中國之思想，不能只從訓詁上理解“經”字的含義，經學既不同于中國之史學、子學，亦不同於西方之宗教、哲學。他說：“經為明道之書，故經學為萬古不變之道，故吾以為以‘常法’釋經學，最為得當……經本是史文，但自經學成立以後，即變其性質。歷史之于人生，言其意義，充其量不過知往察來，懲惡勸善而止耳，而經學則有為人生規律之意義。哲學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已，而經學雖非宗教，而有宗教之尊嚴。故吾謂經學非史學，非子學，而為子史合流之學問，為一特殊之學問，自具獨立之精神，而非史與子所能包含。”【4】

遺憾的是，過去百年來西方學術體系全面取代中國本土學術體系。中國傳統學術分類為經、史、子、集。史、子、集大體可與西方歷史學、哲學、文學分別對應，唯有經學，立象盡意，借事明義，似西方宗教，又是以理性為基礎；似西方學術，又有宗教的權威性。結果“中國文化之源泉”【5】經學乾脆被肢解、丟棄了，當前極少按其內在理路研究者，更別說闡述其時代意義了。

過度誇大考古學的學術潛力，輕視乃至否定反映中華文化獨特個性的經學，就如同否定《聖經》，只相信聖經考古學——這將導致西方文明大廈的坍塌，外人也將無法理解西方基督教文明，這是多麼荒唐啊！ 

聖經考古學是根據《聖經》所述地區——西亞、北非的古代遺跡及出土文物研究《聖經》，揭示其歷史原貌的學科。19世紀末期，西方人普遍著迷於如何用考古挖掘證實《聖經》中的相關描述。這催生了現代考古學。現代科學考古學之父、英國埃及學家弗林德斯·皮特裡（Flinders Petrie，1853-1942年）最早也是帶著這個目的去埃及測量大金字塔的。但西方人並沒有因為考古學的興起而否定或輕視《聖經》。

我們學習西方考古學，不能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因此忽視經學。

立足中國，借鑒國外，這才是對待中西文化的正確、理性態度。

注釋：

【1】章太炎：《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收入作者《國學十八篇》，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年版。

【2】章太炎：《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收入作者《國學十八篇》，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年版。

【3】張向榮：《祥瑞：王莽和他的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00-601頁。

【4】李源澄：《經學通論》，華東師範大學2010年版，第4-5頁。

【5】李源澄：《經學通論》，華東師範大學2010年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