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以後，我國學術研究重心有一個從經學到史學的轉變，即羅志田先生所謂的“經學邊緣化與史學走向中心”。① 史學研究出現井噴式發展，1902年9月，馬敘倫更在《史學總論》（《新世界學報》第一期）一文中提出史學為“一國文明之所寄”。與此同時，經學不僅伴隨著孔子走下神壇而失去神聖性，還受到多方詰難，甚至連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成為問題。李澄源《經學通論》作於1942年，在此之前三十四年之間，有周予同《經今古文學》（1926）、《群經概論》（1931）、日本學者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1927）、錢穆《國學概論》（1931）、馬宗霍《中國經學史》（1936）等經學通論性著作，這些學者無不擔憂著經學前途，但在他們的著作中，經學或被視作瞭解供批判的對象，或被“國學”“六藝”這樣的名目所取代，或僅作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一部分。在新學科體系的概念中，經學確實已經消亡，但治經學者不亡，經學文本不亡，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被《中國學術史著作提要》評為“經學消亡之後中國人自己創作的第一部有影響的經學通史著作”。傳承如斯，即有如李源澄者，繼作《經學通論》，欲使經學再明於世，這是一本民國時期最後的經學的通史、通論，也是一本被遺忘的經學著作。

一、正名：經學消亡背景下再談經的本質問題

辛亥革命後，經學科廢，西風東漸，經學地位岌岌可危。章太炎在《訄書》裡說：“孔氏，古良史也。輔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璣玉鬥矣。談、遷嗣之，後有《七略》。孔子死，名實足以伉者，漢之劉歆。”② 章太炎以六經皆史官之遺，即史書，以孔子為“古良史也”，從而將孔子拉下神壇，歸到左丘明，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劉歆的史家脈絡中。然後又說經其實就是用繩子穿起來的簡牘，將經典作為“常”“法”的意義瓦解了。雖然章太炎的本意只是為了對抗今文經學，但後果卻是直接導致了經學的潰亡，使經學地位淪落到與子學一樣。

章門弟子發揮師說，繼續瓦解經學。主政北大歷史系朱希祖師承章太炎，其主張“我國史學界總應該虛懷善納，無論哪一國的史學學說，都應當介紹進來”，③使瓦解後的經學接上了西方現代學術的思路。古文經學派採用訓詁學的方法來解釋“經”，如劉師培（1884-1919）根據古文學派許慎《說文》，說“蓋經字之義，取象治絲，縱絲為經，衡絲為緯，引申之，則為組織之義……古人見經文多文言也，於是假治絲之義而錫以《六經》之名……即群書之用文言者，亦稱之為經，以與鄙詞示異……後世以降，以《六經》為先王之舊典也，乃訓經為法。又以《六經》為盡人所共習也，乃訓經為常……不明經字之本訓，安知《六經》為古代文章之祖哉!”④認為“經”是用治絲來比喻語言組織，用文言文寫成的書就叫做經，全面否定“經”中蘊含微言大義。疑古學派興起後，孔子和經的神聖性被徹底打破，即使如周予同這樣的經學大家，也在《經今古文學》（1926年2月作）中認為應“從歷史入手，由瞭解經學而否定經學”。⑤ 1962年，顧頡剛仍說：“近人章炳麟早就解釋過，‘經’乃是絲線的意思，竹木簡必須用了絲線編起來捆起，才可以使它不散亂。可見這原是一種平常的工具，沒有什麼崇高的意義可言。”⑥

在這樣一種經學地位極速下降的氛圍下，以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為代表的蜀中學人卻始終對經學持堅守態度。光緒元年（1875），張之洞在蜀中創辦尊經書院，廖平（1852-1932）作為尊經書院早期學員，以《今古學考》奠定學術地位，引領蜀學復興。《今古學考》以禮制分今古學，建立起一種全新的經學體系，其後廖平學術經歷“六變”，王汎森總結說：“廖平認為自己是一位哲學家，他的哲學體系建立在經學研究上，為了追趕時勢，他不斷地變造這個體系，所以出現了所謂的‘六變’，只要我們稍稍留意便會發現這‘六變’大抵對應西方文化不同階段的挑戰，廖平每次調整他的體系幾乎都是在回應他所認識到的危機，並以改造古代學術體系來維持孔子之學的相對優越性———不只優於中國各家各派，也優於全世界。”⑦廖平始終尊孔尊經，不斷調整經學體系以維持經學發展，使得蜀學始終以維護經學為核心。蒙文通（1894-1968）作為廖平高足，其學問雖由經入史，但在維護經學核心地位上態度堅決，他說：“由秦漢至明清，經學為中國民族無上之法典，思想與行為、政治與風習，皆不能出其軌範。雖二千年學術屢有變化，派別因之亦多，然皆不過闡發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則莫之能異。其力量之宏偉，影響之深廣，遠非子、史、文藝可與抗衡。”⑧

李源澄於1928年考入“四川國學專門學校”，時蒙文通為該校教員，兼教務長，以《經學抉原》為教材教習經學，李源澄深得師傳，後又經蒙文通引薦，於1929年前往井研廖平住處，得廖平答疑解惑，成為廖平關門弟子。1932年後，李源澄又去南京、蘇州，從歐陽漸、章太炎學，李源澄耳濡目染章太炎學說，仍然信從廖平一脈的今文經學。李源澄遊學後回蜀作《經學通論》，其中一個最基本的觀點是：“經學之經，以常法為正解，不必求經字之本義。然經學雖漢人始有之，而經之得名，則在於戰國之世。故常法為經學之本義，而非經之達詁。近世釋經義者，皆釋經字之義，而非經學之經之義也。”“經”字本義與“經學”之“經”是兩回事，要解釋“經學”之經，不必求諸“經”字之本義。“經學”就是不變之常法。

在為經學正名後，李源澄旋即論證經學的地位。從當時的學術氛圍來看，中國傳統四部中的史、子、集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去處，而位於四部之首的經學卻漫無根柢，流落到史、子中，導致人們不知道如何定位經。李源澄說，四部內容可以簡單劃分成“理”與“事”，“于事則史，於理則子”，經雖非史非子，但卻包含事與理，經學是事與理的合流，也是史與子的合流，但它高於史與子，因為它所推之理，是理的最高標準。《白虎通》說：“《樂》仁、《書》義、《禮》禮、《易》知、《詩》信”，仁義禮智信正是經學賦予的不變常法，這是漢代人及漢人以前人推崇經學的意義所在。此後，經學一直以這種不變常法陶鑄人心，塑造中國人的良好品質，因此李源澄說“經學為陶鑄吾國二千年歷史之學問，吾國文化史之中心”，是一種高於史、子、集的存在。

放眼全國，在經歷“打到孔家店”運動後，孔子、經書幾乎為全國學者唾棄，李源澄寫於1942年的《經學通論》，可謂驚濤駭浪中一座寧靜的孤島，《經學通論》所澤育的蜀中學人，也成為傳統經學的一方守衛者。

二、重建：李源澄在經學自我重建問題上的思考

清末民初，史學、經學其實都經歷了一個自我批判的過程。傳統史學所遭受的詰難並不少於經學，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對傳統史學進行猛烈批判，歸納傳統史學有“四弊二病”，並由此產生“三惡果”。⑨ 然而，在徹底批判傳統史學後，梁啟超即對史學做了重新界定，並指出建設新史學之路徑及現實意義。相比經學，史學迅速找到其存在的位置，很好地完成了現代化轉變，如輿地學轉化成歷史地理學，研究蒙元史維護本國拓展疆域之偉建……無論在自我批判、研究領域、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價值上，史學都重新找到了定位。然而，經學卻始終停留在自我批判上，越演越過，呈現消亡之勢。

今天引起我們深刻思考的問題，或許正是當年李源澄苦苦思索的。李澄源《經學通論》曾多次提到目錄學家不立經學之名。1925年12月，陸懋德在《清華學報》第2卷第2期發表《中國經書之分析》，認為經書都是周代人纂述之書，將諸經分為三類，《易經》《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列入哲學類，《書經》《春秋三傳》《周禮》《儀禮》列入史學類，《詩經》《爾雅》列入文學類。經學已被明確肢解為哲學、史學、文學三類。姚名達（1905-1942）的《中國目錄學史》（1938），其僅在專科目錄篇列了一個“經解目錄”，只是共二三十目中的其中一目。在現代學科體系下，確實很難有經學一目的立足之地。正是基於對經學前途的深刻擔憂，以及實際教學需要，李源澄在回到四川，繼續從事教育事業後，寫下這本為經學正名並思考出路的著作，這本著作，也成為民國最後一本經學史著作。

經學走到這一時期，辨學術史是非、申說經義等已不是首要問題，維護其存在合理性、尋找經學存在的意義才是學者思考的重點。為何傳統史學能夠在自我批判後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很好地完成了現代化轉化，成為新史學，經學就不可以？經學之所以在受到批判後迷失方向，有兩個主要原因。

一是經學為中國所獨有，從來沒有一套可供借鑒的外來理論。史學理論在西方各國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梁啟超、馬敘倫等鼓吹史學者，都是從西方史學理論中尋找方法，為中國史學確立新的標準和範式。經學若想獲得與史學一樣的地位，必須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1902年7月11日，鄧實（1877-1951）在《政藝通報》第2期刊載《論經學有關於國政》，說明經學對政治的重要性。同年9月2日，陳黻宸在《新世界學報》第1期發表《經術大同說》，論述經學在新時代的轉化復興路徑。可見，在史學、經學受批判的同時期，仍有不少學者在挽留經學地位，並為經學尋找出路，然而，在李源澄成長的階段，經學始終沒能找到出路，反而走向消亡。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在於經學沒有一套外來的標準範式。當時學者已經習慣向西方學習，借鑒外來理論，凡中國的學術都被打上外來烙印，向外尋找理論的學者根本無法為經學找到出路，就走上了絕路。

二是經學本身存在今古文之爭，內部分化致使論爭不休。今古文問題是從漢代以來一直延續的學術問題，今、古兩派此消彼長，在經學文本、治學方法、學術追求上都存在巨大差異。民國時期古文派恪守傳統，被當時認為老古董；今文派又在經典詮釋上過於求新，以向西學靠近，失去經典本意。兩派在諸多問題上互相攻擊，導致經學越辨越亂，最後成為說不清的東西，而被肢解。

在上述兩個問題上，李源澄都是反其道而行之，成為當時學術主流中一支細微的逆流。

其一，反向外之主流而向內。在學術主流西化的背景下，李源澄向內回歸，從中國的歷史中尋找經學。《經學通論》完全是一部傳統的學術專著，從經學歷史到專經介紹，均是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之類的傳統路數。但比起之前的著作，多了一些對經學地位的強調。從歷史來看，經學是“統一吾國思想之學問”，經學如“日月經天”，“評論政治得失，衡量人物優劣，皆以經學為權衡”。在李源澄看來，經學不必向外尋找與哲學、社會科學、法學等西方學科的關聯，這些新興學科僅僅新在名詞，在本國固有的歷史中，均能找到它們的身影，而經學則是這一切的統帥。經學在漢代強調外王之學，在宋代強調內聖之學，而在當代，正需要重新認識經學內聖外王的功效，將它重新塑造成關係本國政治發展的學問。

其二，反分古今之主流而主和。李源澄對今古文的認識十分深刻，觀察李源澄的學習歷程，可略知一二，李源澄先從今文學派蒙文通、廖平學，時“四川國學專門學校”中還有龔道耕、吳之英、劉師培這樣的經學大家，各派相與切磋，李源澄擇善而從。1935年9月，章太炎在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李源澄應章太炎之邀，入講習會，從章太炎學，時章太炎68歲，李源澄27歲。李源澄守廖平今文經學，古文經學派章太炎不僅“不以為忤”，反而給予先生極高的評價。李源澄兼聞今古文學之精髓，又形成了自己的今古學觀。本書在通經論述時，皆採用廖平、龔道耕、蒙文通之說，讀此書者，能對經學諸多基本問題有所把握。在具體介紹經文時，本書又採用古文經學排序方式，且經文具體解說上多採用章太炎之說。其在《經學通論》中總結說：“通經致用，今學為優；釋文正讀，古學為最。”這是李源澄在向今古兩派大家學習後得出的深刻認識。古文經學側重治學，今文經學側重致用，在李源澄心中，今文經學的地位要高於古文經學。他還明確提出以“經”與“經說”分別為說之論。今古文蓋經之文本，起先只是今古文本的不同。今古學則經之解說，今古學不同發生在今古文不同之後。今學“通經致用”，這是基本價值觀問題，古學“釋文正讀”，這是治學路徑問題，也即廖平先生所說的“今學為哲學，古學為史學”。

學者的可貴之處在于能夠發先聲、發不同聲。李源澄《經學通論》的可貴之處正在于發不同聲。李源澄師蒙文通曾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即研究歷史應該抓住大事件研究，然而李源澄更多了一層思考，即研究那一時期的學術思想，以發現經學對大事件發生的影響。故而李源澄治學經歷了由經到子，由子到史，又回到以史證經的路上。對經學根基的留戀，使得其在史學道路上數次深情的回望，最終堅持了以史證經的路數。在總體思想上，李源澄可謂一位偉大的時代逆行者。

在經學教學的具體問題上，李源澄也做出了一些思考。大抵受中國傳統教育者，均知經學之重要性，如國粹派，鄧實《論經學有關於國政》，認為“六經者，人才之根本也，人才者，國家之命脈也，是故以經學成人才，以人才維國運，古今興亡，罔不由此。”但在如何維持經學教育的問題上，只能空喊口號，無所建樹。奇怪的是，當世無人質疑讀史之必要性，讀不讀經卻成了問題。以至於“讀經”發展成一場運動，需要諸學者出來倡議。⑩

李源澄提出：學習經學，“則有三事：一曰治經，二曰治經說，三曰考經學對中國文化各部分之關係。”第一，治經是治經之本文，有釋文、釋義兩條途徑。“治經者以文字始，以義理終”，這也是一條從宋代魏了翁以來確立的蜀學治學路徑，清末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為指引學生讀書門徑而編撰成《書目答問》，書中說道：“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　⑪這也是一條傳統學者最為認可的治學路徑。第二，治經說則“治理先儒說經之書也，先儒說經之書雖為經而作，其學術思想亦見焉”，“於其說經之文予以疏通證明，於其學術思想亦予以發揮介紹，並與他家較量以明其學術史上之地位”。李源澄十分強調發揮學術思想，這也是治學經世致用的應有之義。第三，強調研究經學對中國文化各部分的關係則是李源澄先生的新論。當世諸多學者，如錢穆等人均肯定研究史學對建設本國政治，重塑國人思想的意義，而李源澄指出，經學才是影響歷史的主因。經學影響國家建國的方針，影響國家法律實施，影響國民思維方式。與本國政治建設、思想法律、人生規律等密切相關。無論從哪種意義說，經學都十分重要，李源澄倡議說：“經學對吾國政治、社會、人心、風俗關係之大，人皆知之，而無人能剖析具陳者，此非經學歷史者一大事乎？”沿著這一思路，治經學者應當從各方面發掘經學的現實意義。

三、結語

李源澄《經學通論》幾乎為歷史埋沒，李源澄本人也被稱作“消失的學者”，近年來伴隨《李源澄全集》面世，相信這位融通今古的蜀學大家能夠重新走回大家的學術視野。本人不揣譾陋，就先生《經學通論》一書妄提拙見，以期以李源澄先生為例，還願傳統學者維護經學的努力，也為今日儒學學科重建提供一點啟示。

（原載：《巴蜀文獻》第六輯，四川大學出版社2021出版。）

注釋：

①羅志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載《漢學研究》第15卷2期，1997年12月。

②章炳麟：《訄書》，朱維錚編校本，中西書局2012年版，第116頁。

③朱希祖：《新史學•序》，載何炳松著《新史學》，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④劉師培：《經學教科書》，嶽麓書社2013年版，第5-6頁。

⑤周予同：《群經通論》，朱維錚編校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頁。

⑥顧頡剛：《中國史料的範圍和已有的整理成績》，載《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七，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54頁。

⑦王汎森：《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⑧蒙文通：《經學抉原》，載《蒙文通文集》卷三，巴蜀書社1995年版，第149頁。

⑨中國傳統史學的“四弊二病”：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2、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3、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4、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5、能鋪敘而不能別裁；6、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三惡果：一曰難讀，難別擇，無感觸。

 ⑩如嚴複《讀經當積極提倡》，章太炎《論讀經有利而無弊》，熊十力《經為常道不可不讀》等。

⑪（清）張之洞：《書目答問》附二《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版，第2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