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是我們一直強調的思想方法。胡喬木曾將毛澤東思想的方法理論概括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大原則。【1】實際上三者是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實事求是是核心。因為只要做到實事求是，便不可能不獨立自主、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解決問題，不可能忽視群眾這個最重要的政治現實。

對於何謂實事求是，毛澤東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幹部會上所作的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有詳細的論述。他談到正確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時，以“有的放矢”為例，形象說明了何謂實事求是：“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2】

不難看出，毛澤東主席所說的實事求是，要求我們對待一切事物（包括抽象的理論如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從抽象的理論、主觀的概念出發，而是從實際目的出發去“求是”——“射中”現實問題，解決現實問題。這裏，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一、韓非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兩千多年前，韓非子就明確指出：不用事實加以檢驗就對事物作出判斷，那是愚蠢！“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韓非子·顯學第五十》）他認為實事求是、得實之情是社會治理的關鍵所在。韓非以他慣用的形象語言雄辯地論述道：煉銅造劍時只看所摻的錫和火色，就是鑄劍大家歐冶也不能斷定劍的好壞。可是用這把劍到水上擊殺天鵝和大雁，在陸上劈殺大小馬匹，就是奴僕也不會把劍的利鈍搞錯；如果只是掰開馬口看牙齒，端詳形體容貌，就是伯樂也不能判斷馬的好壞，可是讓馬套上車，看馬究竟能跑多遠，就是奴僕也不會把馬的優劣搞錯。若只看一個人的相貌服飾，只聽他說話議論，就是孔子也不能斷定這個人能力怎樣，可是讓他擔任官職，考核他的工作業績，就是平常人也能分清他愚蠢還是聰明了。所以，明君的官吏，宰相一定是從地方官中選拔上來的，猛將一定是從士兵中個挑選出來的。有功勞的人必定給予獎賞，那麼俸祿越優厚他們就越受鼓勵；不斷地升官晉級，那麼官職越高他們就越能辦事。用高官厚祿激勵官員努力工作，這是一統天下的正道。《韓非子·顯學第五十》：“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區冶，又作歐冶，越人，善於製作寶劍——筆者注）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臧獲，古代對奴婢的賤稱——筆者注）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塗，通“途”——筆者注），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

韓非子將實事求是確立為選舉制度的哲學基礎，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個偉大創舉。它是對中國數千年選賢任能選舉制度的哲學總結，值得我們更深入具體的研究。

韓非子還將“實事”與“虛辭”對立起來，實事就是事物的實際情況，虛辭就是空洞的理論，它道理十足，使人折服，卻違背了事物的實際情況。“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不幸的是，那些無用的虛辭常常靠雄辯取勝，而那些不可改易的事實，反而會被質問得無言可對。《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他講了“虞慶為屋”的典故說明這一點。虞慶打算造房子，工匠說：“木材還沒有幹透，泥巴也是潮濕的。木材沒幹透就會彎曲，泥巴潮濕重量就大；用彎曲的木材承受重量大的泥巴，時間一長必然坍塌。”虞慶卻說：“木材幹了就會變直，泥巴幹了就會變輕。所以經時曆久，屋頂越發輕且直，房子一定不會坍塌。”工匠無話可說，迫不得已把房子建了起來。過了些時候，房子果然坍塌了。“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幹則直，塗幹則輕。今誠得幹，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對於當今人文社會科學界太多外來的、邏輯自洽但沒有經過中國實踐檢驗的理論，我們不可照單全收，也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只有這樣，才能讓實事求是的方法和理論成為主流。 

二、實事求是與中庸之道

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實事求是”，也稱“求中”，“中庸”。

清華大學於2008年收藏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有一篇珍貴的尚書類文獻《保訓》，是周文王預感到自己將離開人世，對太子發（後來的周武王）的訓誡，其中特別提到學習舜帝“恐求中”，心懷敬畏地求取中道，正道，中庸之道。文王說，過去舜地位低下，他能親自在曆丘耕種，心懷敬畏地尋求正確的道路，約束自己的心志，能夠做到不違背廣大群眾的各種願望。服務人民，遍及上下遠近。他改革各項制度，考察現實事物的方方面面，使各種關係都能理順。舜找到了治國的正道——循名責實，依法行政。他對此誠心奉行，恭敬而不懈怠。文中說：“昔舜舊作小人，親耕於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違於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於上下遠邇，乃易位設稽，測陰陽之物，咸順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茲備唯允，翼翼不懈。”

周文王特別強調舜能夠在社會底層的實踐活動中，尋求正確道路，並與人民群眾同心同德。孟子也曾這樣稱讚舜：偉大的舜帝更了不得，他做事能夠和眾人打成一片，虛心學習人家的優點，樂於吸取別人的長處。他腳踏實地，從種地、做陶器、捕魚一直到做帝王，總是虛心向別人學習。《孟子·公孫醜上》說：“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 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請注意，《保訓》中所說的“不違於庶萬姓之多欲”和《孟子·公孫醜上》中所說的“善與人同”，不是一味聽從民眾（聽民）、迎合民眾（適民），而是善於深入群眾，理解群眾，領導群眾。許多人將先賢的民本思想解釋成中國版的“西式民主”，因為他們不知中國古典政治理論一直反對“聽民”、“適民”——而“聽民”、“適民”是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徵。

舜所尋求的“中”，指合乎實際的正確執政路線，也就是《論語·堯曰》記載的堯對舜、舜對禹的訓辭“允執其中”，《中庸》中所說的“執其兩端用其中”。

但宋以後學人在解釋“中庸”時，卻成為“三條大路走中央”的庸俗市儈主義。這種始自宋明理學的誤讀影響範圍極廣。據說1930年代初，近代民主革命家胡漢民訪問蘇聯時，史達林問他中國文化的精髓是什麼，胡漢民回答說是中庸之道。史達林不禁譏諷道：“中庸沒有特性，沒有立場，一下子中立主義，一下子投機主義，好像牆頭草，風吹兩邊倒。”胡漢民也以射箭為例向史達林解釋：中庸之道如射箭，射箭時正好中的，就是中庸之道。【3】

中庸的關鍵是“中節”“中的”，所以《中庸》強調：“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達道，通達天下的大道——筆者注）也。” 中庸是“執其兩端用其中”，而不是“棄其兩端用其中”，實事求是要求我們：做事如同治病下藥，該寬即寬，該猛即猛；該左即左，該右即右……

如《老子》所言：“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我們能根據現實之“的”，選擇用好手中“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這才是真正的實事求是，真正的中庸之道。對於中庸的內涵，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筆者的《中庸與兩端——宋以後學人對<中庸>的誤讀》，收入拙著《文脈尋根》第二卷，華齡出版社2022年版。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可以極大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如《中庸》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做到實事求是，以防止馬克思主義淪為單純的思想、甚至空洞的口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也會極大促進我們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比如我們對《大學》、《中庸》本義的研究，以及對中國古典政治理論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全面、深入、系統的結合，不僅意味著中華文明在全球化時代的復興，也將為人類文明開創新範式——從思想方法一直到選舉制度。

注釋：

【1】胡喬木：《毛澤東思想要講三個組成部分》，收入《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劉達臨：《孔子與性文化》，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