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春耕園第六屆經學論壇暨《詩經》《尚書》研討會于2023年10月2-3日在春耕園學校山東曲阜校區舉行，以下是翟玉忠在會上的發言內容。

對於當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之整體狀況，可以化用毛澤東主席《憶秦娥•婁山關》中的一句概括——“西風烈”！

過去百年來，西方學術範式、學術概念、學術理論已經壟斷學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戰爭銷煙已經退去，但看不見的學術、思想領域鬥爭依然複雜嚴峻，可謂“一日百戰”。

今天主張全面引入西方人文社會科學、“以西釋中”的學者宣稱：我們周圍的所有物件，從電燈到電腦，哪一件不是現代西方人發明的？中國人欲奮發圖強，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欲實現現代化，舍西方物質文明的基礎人文社會科學，別無他途！

這些先生們忘記了：現代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誕生於歐洲農業社會而非工業社會，工業時代直到18世紀中葉才開始。奠定西方現代國際關係基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源自農業社會，奠定西方現代政治基礎的重要文獻《大憲章》的時代相當於中國的宋朝。不用說馬基雅維利、洛克、霍布斯、魁奈和曼德維爾，連亞當•斯密《國富論》所討論的內容也主要是農業社會的市場經濟，儘管該書首次出版於1776年。

若我們堅持“以西釋中”，本質是用西方農業社會的理論指導中國式現代化，這是極為荒唐、極為危險的。長此以往，我們會失去學術獨立自主，深陷西方本本主義和話語體系不能自拔。

對待東西古今正確的態度是，在不失自我的基礎上學習西方有益的文明成果，這要求我們重新整理積五千年文明成果的中國古典學術體系，在此基礎上返本開新、融匯中西。中國古典學術體系是我們的根和魂，只有不失這個根本，方能容納萬流。

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的核心是經學及其支流子學。特別是孔子整理的經學，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綱領，是我們理解中國現實的基礎，離開這個基礎，我們解釋中國就成了盲人摸象、緣木求魚。因為經學告訴我們中國是什麼？中國人如何看待人和世界？如何安身立命和安邦治國？

近代經學家皮錫瑞（1850 -1908年）稱“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即萬世教科書”。因為孔子刪定《六經》，目的就是借事明義，為萬世制法。《六經》是中華文明的《大憲章》，離開了這個大道，只會走向歧路、邪路，結果只能是人生和社會治理的失敗。皮錫瑞寫道：“讀孔子所作之經，當知孔子作《六經》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刪定《六經》，以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後之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所謂‘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後之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萬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經》之內。故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即萬世教科書。”【1】

皮錫瑞提倡今文經學，景仰西漢伏生治《尚書》，乾脆署所居住所為“師伏堂”。西漢今文經學家重通經致用，皮錫瑞對漢人通經致用大為讚賞，乃至到了迷信的程度。

漢武帝罷黜包括儒家在內的百家，表彰六經，將經學“王官學化”，無疑對於大一統國家的文化、價值認同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但西漢今文經學家多用經學裝點門面，作為利祿之途，並沒有將經學發揚光大，反而將之繁瑣化、玄學化和固化了。典型的就是官至丞相的公孫弘和翟方進，史書說公孫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漢書•公孫弘傳》）

但皮錫瑞看不到兩漢經學衰落的本質，反而認為西漢今文經學（特別是漢武帝時代）鼎盛，是通經致用的代表。他寫道：“惟前漢今文學能兼義理訓詁之長。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2】

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是學界公認的西漢通經致用“四大典型”——但事實是，它們沒有一個有可靠的依據。

“以《禹貢》治河”，說的是西漢末年的平當，因為他精通《尚書》中重要的經濟地理文獻《禹貢》,被派去巡行黃河,做騎都尉,領河堤長宮。2023年9月14日，筆者曾去廣西興安縣，實地考察秦代史䘵開鑿的靈渠。靈渠是古人治河的典範，造福國人兩千年，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還是當地的重要航道。事實上，靈渠的治理在技術上與《禹貢》沒有任何直接關係。最多，《禹貢》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長江黃河流域的地理知識。

“以《洪範》察變”，說的是治《尚書》的夏侯勝根據五行方術，預言了昌邑王被廢的事。這嚇壞了當時的密謀者霍光、張安世，使二人更加重視經學。但《洪範》五行說之類在歷史上沒有發揮多大正面作用，還被用作政治鬥爭的工具。《漢書•夏侯勝傳》記載，漢昭帝駕崩後昌邑王繼位，昌邑王經常出遊。一次夏侯勝擋著昌邑王的車子進諫：“天久陰而不下雨，說明將有臣下圖謀皇帝，陛下還要出門到哪兒去呢?”昌邑王大怒，把他綁起來交付官吏處置。那個官吏把這件事稟告給大將軍霍光，霍光也沒有追究；這時，霍光和車騎將軍張安世正商量要廢掉昌邑王，霍光責備張安世露了口風，而實際上張安世並沒有洩露。於是就審問夏侯勝，夏侯勝回答：“《洪範傳》中說，帝王不遵守治理大法就會有‘常陰’懲罰，這時就會有下位者討伐他的事發生。只是因為忌諱這麼明顯地說,所以只說有臣下圖謀皇帝的事發生。”霍光、張安世聽了大吃一驚，從此就更加看重經學家了。“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以《春秋》決獄”，說的是董仲舒和其他儒生用《春秋》義理解決判案中的疑難。實際上《春秋》只是作為輔助的參考，並沒有改變當時的法律，法律更沒有“儒家化”。史載董仲舒專門寫了《春秋決獄》一書，似乎沒有產生過什麼影響力，該書也早已散佚。廷尉張湯以經書作為判案的參考，也有投漢武帝所好的成分在。據《漢書•張湯傳》：“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平亭，意為研究斟酌，使得其平——筆者注）疑法。”

“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只不過是被廢的昌邑王之師王式為自己開脫罪責之言。三百五篇《詩經》有教化作用，但昌邑王無帝王之行，王式作為帝王之師只重讀經，不能直接進諫，阻止其“淫行”，簡直是不負責任。最後王式減免死刑，“亦得減死論”（《漢書•儒林傳》），可謂萬幸！

綜上所述，在上承秦制的西漢，經學作為利䘵之一途成為風尚，並沒有成為真正有益國家的實用學術——致用，反而越發空疏、玄虛、迷信。東漢讖緯流行，就是在這一歷史大背景下展開的。

那麼，為何在21世紀的中國，經學又變得如此重要呢？這是因為經學為我們提供了文化認同的基礎，《禹貢》不能治河，卻告訴我們何為中國；《洪範》不足以察變，卻告訴我們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則……

與地理上的散裂狀態相應，西方世界自古希臘以來就在政治上呈散裂化趨勢，從古希臘數以千計的城邦到21世紀數以百計的民族國家都是這樣。即使有羅馬和英國那樣的龐大帝國，各個地方仍以自治為基礎。猶太人耶穌生活在羅馬帝國，在文化上卻屬迥異于羅馬的傳統。

中國不是這樣，從堯舜禹時代開始，就呈現為大一統天下的發展趨勢。武力的聲威和教化的力量使其成為超越地域、宗教、血緣的世界性政治共同體——天下。天下具有代表整個社會各個階層的領導核心，就是《尚書•洪范》所說的“皇極”，卻沒有明確的外部邊界。所以《禹貢》以帝都為中心，按政治領導核心的控制程度將當時的世界分為五服，包括東至海島，西至沙漠，以及遙遠的南部和北部，聲威和教化都能達到。《尚書•禹貢》說：“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在中國古典學術話語體系中，今天我們指稱的中國被直接稱為“天下”。《孟子•離婁上》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東漢趙歧注：“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家也。”

由於當代世界秩序是由以美國為首的民族國家形塑的，所以學界也將中國稱為民族國家。這些人忘記了，中國並不是按民族國家諸多地域、文化排他性原則組織起來的，而是按普世的世界秩序構建的。若我們忽視中國的“天下”本質，盲目學習西方民族國家的治理方式，將會導致內部聯繫紐帶的解體——這是關乎國運的重大問題，我們不能不認真對待！

在強化國家軍事實力的同時，讓學術教化成為統一國家的關鍵力量，是目前學界最為緊迫的任務——大一統的天下體系需要大一統的學術體系！

大一統學術體系的核心是經學！這就是中國古典學術的王冠——經學無論多麼強調都不過分的時代價值，也是為何每一位中國人都要學習一點兒經學的原因。經學不會為我們解決具體的科學技術或社會治理問題，卻能告訴我們中國的大本大源之所在，使我們識大體、顧大局。

這才是古人讀經的真正目的。班固《漢書•藝文志》就普稱讚古代學者耕讀傳家，三年讀通一經，能夠做到研究玩味經文，認識大局大體。“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

注釋：

【1】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6頁。

【2】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