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據《詩經·大雅·文王有聲》，我們知道《酆保》製作時間在文王消滅商人的重要諸侯崇國，在豐地建邑之後。詩中說：“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豐即酆。

當時商人和周人的矛盾已經白熾化，滅商的時機基本成熟。周人得到了天下大多數諸侯國的擁護。誠如本篇開頭所述，文王二十三年天下諸侯相繼前來，齊聚周地，“九州之侯咸格於周”。

在這種戰略情勢下，如何保存自己，打擊敵人，就成了周人首要考慮的問題。周公明確提出了關於內政、外事的九大主張，即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四蠹、五落、六容、七惡。前五項是關於內部治理的，後四項是關於對敵戰略的。

“兵者，詭道也。”大家知道，周公是世所公認的大聖人，文中周公所論對敵戰略多陰謀，所以清以來學人多以為本文是偽作，是“庸妄人所為”。清代學者唐大沛斷言：“此篇首尾戰國時人偽作，中間則雜取兵家言以實之。四蠹、五落、六容、七惡，尤為詭詐，蓋即戰國時用兵之譎計，曾聖王時而有是哉！首段已謬戾迭見，必是戰國時庸妄人所為無疑也。”（牛鴻恩：《新譯<逸周書>》，臺灣三民書局2015年版，第121頁。）

這種觀點甚至影響到了今人。牛鴻恩先生忽視當時的具體歷史背景，明確否定本文所說是史實。（牛鴻恩：《新譯<逸周書>》，臺灣三民書局2015年版，第124頁。）

這是後儒對聖人長期理想化塑造的結果，實際是對聖賢境界的誤讀與偏見。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聖賢能掌握辯證思維，守經達權，把握陰陽，深得中庸要旨。哪里是那些“執一無權”、信奉教條主義的庸人所能理解的呢！

與西方傳統上認為人性本惡、在上帝面前人皆平等不同，中國先哲認為人具有不同的智慧境界，且這種境界可以通過人生曆練不斷提升。《黃帝內經·素問》首篇《上古天真論》指出，真人、至人、聖人、賢人“法於陰陽”，都是能效法陰陽辯證規律的人。但其境界各不相同，真人則能“把握陰陽”，至人能“和於陰陽”，聖人能“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於世俗之間”，而賢人只能“逆從陰陽”，即順從陰陽的變化。

《上古天真論》引用黃帝的話說：“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qiè、舉起）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中古之時，有至人者……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像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

黃帝描述真人說：他們掌握並運用天地陰陽變化的規律，能夠調節呼吸，吸收精純的清氣，超然獨處，令精神內守，鍛煉身體，使筋骨肌肉與整個身體達到高度的協調，所以他的壽命同於天地而沒有終了的時候，這是修道養生的結果；描述聖人說：他們能夠依據天地的變化，日月的升降，星辰的位置，以順從陰陽的消長和適應四時的變遷，追隨上古真人，使生活符合養生之道，這樣的人也能增益壽命，但仍有終結之時。

世間萬事萬物有陰就有陽，周公既知陽謀，又知陰謀，可謂是能“把握陰陽”的大聖人，與《上古天真論》講養生不同，他將之運用到了內部治理和對外鬥爭之中。

經文：

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於周。王在酆，昧爽，立於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嗚呼！諸侯咸格來慶，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

旦拜手稽首曰：“商為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群臣，辛苦百姓，忍辱諸侯，亡人惟庸，莫大之綱，福其亡。王其祀，德純禮明，允無二，卑位，柔色，金聲以合之。”

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齊潔，咸格而祀於上帝。”商饋始於王，因饗諸侯，重禮庶吏，出送於郊。

語譯：

文王二十三年庚子月的第一天，天下諸侯相繼前來，齊聚周地。文王當時住在國都酆，那天天剛亮他便來到政事廳，與周公旦共商國是。文王說道：“唉！諸侯們千里迢迢趕來慶賀，令人感慨。滅商大業何其艱巨，必將千辛萬苦啊！今後我怎樣才能保國安民，該如何施政呢？”

周公旦向文王行叩拜大禮，答道：“商王一味行無道之事，拋棄禮法典範，輕慢群臣，奴役百姓，侮辱諸侯，任用逃犯——維繫國家的大綱大法都被他廢弛殆盡，所以失去了上天的福佑。當務之急，請我王舉行一次祭祀，要道德純正，禮數明備，確保各個環節都沒有過失。您在祭典中要心懷謙卑，神色溫和，聲音恭敬，以此來團結大眾。”

文王採納了周公的建議，祭祀當天，他命令諸侯公卿及百官：“恭敬你們的內心，整肅你們的儀容，都來祭拜上帝吧！”禮畢，文王開始分賞祭物，並設宴酬謝眾諸侯，隆重招待隨從官員，最後親自為他們送行，直至酆都郊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