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3年8月17日-8月18日，第一屆“經學、經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討會在福建古田藍田書院舉行，以下是大《六經》工程內容總監付金才先生向大會遞交的書面報告。

一、農業時代與工業時代最優秀文化結合的歷史視野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個結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國共產黨人，自第一代共產黨人開始，一直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請注意，這裏指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不是“中國傳統文化”， 什麼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概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

翟玉忠老師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概括為四點：第一、道在帝先，神不勝道；第二、天人不二，內外不二；第三、建中立極，選賢與能；第四、天下為公，積極有為。

如果我們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西方的優秀傳統文化放在宏大深遠歷史時空中比較，就會發現，在農業時代或前工業時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全球最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因為中華文明是全球唯一賡續不斷的文明，這是最有力的證明。進入工業化時代以後，馬克思主義是解釋這個世界，改變這個世界最有效的理論之一。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農業時代人類優秀的文化與工業時代人類優秀的文化結合在一起了。我們應該從這樣的視角來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如果我們不從這樣的宏大視野去認識，就很難理解鴉片戰爭後文明蒙塵、國家蒙辱、人民蒙難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帶下用了100年的時間，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跨越式發展。

沒有金剛鑽，幹不了瓷器活。中國共產黨人確實能幹，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手中有金剛鑽，有馬克思主義，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能將二者結合起來。這說明馬克思主義行，說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行。

二、社會主義把大同小康變成現實成果

古代我們有優秀文化，但中間走的彎路太多，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走了很多彎路，宋朝走了很多彎路，為什麼呢？當沒有按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治國的時候，就會走彎路；當用優秀傳統文化來治國的時候，國家就發展，人民就幸福。優秀傳統文化是好，但如果執政者不用，國家走下坡路，老百姓受苦遭罪。

古人有很多優秀者，也有很多敗類。宋朝以後的士紳地主階層已經淪落為一個敗類群體，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中國革命徹底消滅了士紳階層地主階層。在歷史的長河中，共產黨人的優秀超越了秦皇漢武。我們的歷史敘事往往是厚古薄今，是古非今，對歷史充滿天真的想像，對現實政治卻極為苛刻。貫通古今，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太優秀了，是中國共產黨人挽救了近代深陷劫難的中華民族和文明，中國共產黨人靠什麼挽救中國，靠的正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同時，中國共產黨人用社會主義啟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天下為公”與“大同小康”的觀念出自《禮記•禮運》。西周，是貴族的大同小康；秦漢魏晉南北朝，是豪強門閥的大同小康；宋朝，是士紳階層的大同小康。唯獨到了新中國，是全體中國人民尤其是工農的大同小康！社會主義把大同小康的理想變成了理論，變成了實踐，變成了制度，變成了現實！

封建貴族、豪強門閥、士紳階層在其發展壯大的初期，他們的利益與中央集權政府和國家的整體利益是一致的。當他們壯大之後，他們就走向了中央集權政府和國家的對立面，他們不再通過將蛋糕做大的方式實現本階層的利益，而是開始走歪路邪路，通過侵蝕國家整體利益，盤剝下層百姓來謀求利益的最大化。通過剝削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陷入長達幾百年的動盪，兩宋時期中國積貧積弱，不斷割地、賠款、南遷，直至滅亡。最主要的原因是門閥階層、士紳階層的自私和腐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將這個腐朽士紳階層連同維護他們利益的制度和文化一掃而光，三座大山被推翻，中國人民站起來。馬克思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而中國共產黨通過革命建設和改革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大同小康的理想變成了科學理論、制度和現實成果。要知道，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古往今來中國各階層優秀分子為此亟亟以求長達幾千年。

三、社會主義開闢了中華治道的新境界

中華治道要求我們建中立極，選賢與能，天下為公、積極有為。我們對建中立極的認識不能僅停留於表面的加強中央集權上。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政令暢通，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令不出宮牆大院，那就不是建中立極。秦國自孝公開始，就通過建設什伍連坐強化基層政權建設，使得秦國能夠動員全部力量致力於天下統一。但是到東漢後期，豪強壟斷基層，軍閥割據，中央集權被架空，中國進入大分裂、大動盪的南北朝時代。唐宋雖然重建中央權威，但是基層政權問題仍未解決，所以宋代學者葉適說當時是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古代社會後期，基層政權基本是鄉紳自治，所以才有了所謂“皇權不下縣”的說法。近代以來中國再次呈現出魏晉南北朝的特徵，可以說是魏晉南北朝的近代版。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是如何保證政令暢通的呢？概括地說，就是支部建在連上，支部建在村裏，支部建在車間。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群眾，讓人民覺悟，將人民組織起來。讓人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從根本上做到政令暢通，堅決徹底打擊削弱士紳豪強壟斷基層政權。毛澤東主席說過：“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這句話現在仍有意義，就是說，國外霸權霸淩力量、各種利益集團們應當明白，現在的中國人民已經覺悟和組織起來了，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用老子的話說，面對覺悟和組織起來的人民，那些所謂的“智者”們，是不敢為的。

與古代比較，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特別重視建中立極的經濟基礎。俗話說：手中沒把米，叫雞都不來。中國古代大一統政權為什麼到了中後期便開始衰落，其中比較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建中立極的經濟基礎。士紳階層的利益無限擴張，掏空了中央集權政府的群眾基礎和經濟基礎。目前的初高中教科書對此往往籠統地說：西漢後期，朝政越來越腐敗；東漢後期的朝政，越來越腐敗；唐朝開元末年以後，朝政日益腐敗；北宋後期政治風氣因循保守，行政效率低下；明朝中後期，政治日益腐敗等等。給人們的印象是中央集權必然導致腐敗，這個邏輯本身就是本末倒置。不是因為中央集權所以腐敗，而是因為腐敗導致中央集權被削弱，大一統政權才滅亡。其中腐敗的主要經濟原因是中央集權政府缺乏或者沒有堅實的經濟和政治基礎。

中國共產黨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其初心就不同於古代的所謂打天下和坐天下，而是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所以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將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作為最高戰略。七屆二中全會上便謀劃沒收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發展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謹慎、逐步而又積極地引導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經過三年的經濟恢復，馬上開始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工業化，三改是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即使在出現了重大問題和困難的情況下，我們仍沒有停下步伐。1959年黨內對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產生重大分歧的情況下，不惜採用黨內鬥爭的形式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正確方向。前三十年我們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基礎。後四十年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動搖，堅持發展國有經濟，成功抵消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顛覆，成為黨中央能夠領導一切的雄厚經濟基礎。除此之外，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階段毫不鬆懈地狠抓教育文化、科學技術事業，也是建中立極的體現。三代王官學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央政府對科學技術的投入積累和傳播分享。三代政教能夠和其他幾個古老文明拉開距離，做到跨越性發展，和三代王官學中的科學技術關係極為密切。夏商周王官之學中的天文學、農學、醫學、冶金學、地理學、水利工程學為三代發展做出極大的貢獻。秦漢以後，大一統集權政府對科技的重視程度明顯低於三代時期，比如在數學方面，唐朝已經極少有人明白《周髀算經》和《九章算術》了。而新中國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突破和粉碎了西方對中國的科技封鎖，取得震驚世界的科技成就，以至於美國在新時代展開對華科技戰。新中國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是對三代王官之學傳統的繼承和弘揚。

選賢任能，是中華治道的核心內容。賢能在哪里？賢能曾經在西周的血緣貴族中、在先秦諸子中、在軍功新貴中、在豪強門閥中、在士紳地主中，而中國共產黨認為賢能在人民群眾中。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主體是人民群眾，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的主體是人民群眾，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無論在建國前還是在建國後，依靠、信任人民群眾，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是我黨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法寶。如果沒有人民群眾在各個領域、各個行業廣泛深入全面積極主動的參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可能如此成功和迅速。

總有人將建中立極，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解為獨裁專制。我黨從成立之初，就極為重視與工農之外的階層合作，與黨外民主人士和無黨派人士合作。因為我們的目標極為宏大高遠，需要黨內外、國內外所有中華兒女的共同參與。國民革命時期，我黨真誠地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組成聯合戰線反帝反軍閥，此時的國民黨表面上仍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這便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第一次國共合作促成了北伐戰爭的勝利，開創了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新局面，奠定了國民黨統一全國的基礎。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我黨不要領導權不要軍權，只做政治和工農運動，全力支持國民黨。而換來的結果是國民黨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和工農力量。第二次國共合作，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承認蔣介石的領導地位，共同抗日。在邊區政府實行三三制，減租減息等。

1949年新政協代表共662人，共產黨員約占44%，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占26%，各民主黨派約占30%。政府的六位副主席有三位是民主黨派，人民政府委員會56人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27人，其中就包括向美國洩露國家機密的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張東蓀。政務院四位副總理兩人是民主黨派，政務院所轄4個委員會和30個部、會、院、署、行等機構中，擔任正職的共產黨員20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14人。這說明什麼？說明我黨為將國家治理好，真誠自信地任用各階層中的優秀分子。但是這些人自負又幼稚，1957年竟然想輪流坐莊，取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他們根本沒有領導國家實現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能力和願望。

四、馬克思主義令中國文化煥然一新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面貌煥然一新。同樣，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文化的面貌也煥然一新。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是道在帝先，神不勝道；天人不二，內外不二。西方是宗教和世俗、教權和王權二元論，所謂“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而中國是以政統教，以教輔政，政治統領神道。中國文化很早就認識到神道設教，神道輔助世俗教化，堅決否定神道宗教的最高權威。雖然三代時期有各種各樣的占卜，但是為政者十分清楚，占卜只是輔助性的決策手段。只是因為文化習俗、生產力水準的制約，國家和民間仍然保留大量的神道祭祀活動。比如《史記》的《封禪書》，《漢書》的《郊祀志》《五行志》等。明清以來的祭祀建築，天壇、地壇、日壇、孔廟、城隍廟、歷代帝王廟等等，民間祭祀內容種類極多。馬克思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後，國家和民間各種祭祀活動一律停止，並且佛教道教等只能在道場內傳播，禁止在社會上公開傳教。這種做法的實際效果，是把中國人民尤其是廣大人民群眾從神權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是捆綁中國人民的四大繩索，這四大繩索因為中國革命被徹底斬斷。關於斬斷政權、族權和夫權三大繩索，爭議不大。爭議較大是斬斷神權繩索。神權對中國人民的危害，魯迅筆下的祥林嫂、華老栓們是生動的受害者形象。現實中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蔣介石逃亡臺灣，帶走了孔廟祭祀官、正一道張天師、章嘉活佛，蔣介石還想以他們作為中國文化的招牌欺世盜名，進行愚民教育。新中國則徹底廢除之，限制之。

有人說新中國成立後，人們的敬畏心沒有了，信仰沒有了，中國文化斷層了，這種說法看似有理，實際十分膚淺。新中國成立後普及教育，消滅文盲，當時沒有財力建設學校，大多數中小學就利用孔廟、城隍廟、寺院、道觀為學校。試想如果神道祭祀盛行，如何普及義務教育，如果人們敬畏土地城隍，渴望他們保佑賜福，新思想、新觀念、新技術如何傳播和普及。只有中國共產黨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不相信救世主、神仙皇帝，引導中國人民相信只有組織起來覺悟起來實幹，才能創造人間幸福。這是最大的道在帝先，神不勝道，中國共產黨人徹底做到了。中國人民從神道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學文化，搞創新，抓生產，人民群眾的創造力量充分發揮，我們用不到百年的時間走完西方列強幾百年的路，趕上並在一定程度上超過西方，和我黨在馬列主義指導下徹底實現道在帝先、神不勝道有重大關係。

天人不二、內外不二，說的是現實存在和終極意義的合一，理想人格與世俗生活的合一，內在修為和外在事功的合一。這種合一在孔子那裏表現為天下有道，身兼天下，道不行，乘桴於海；在孟子那裏表現為天下有道，兼濟天下，天下無道，獨善其身；在陸秀夫那裏表現為投海殉國；在文天祥那裏表現為光照汗青；但在更多士大夫那裏表現為逃禪逃道，在禪悅和長生中悠哉遊哉。逃禪逃道，看似灑脫，其實是對民眾深陷水火袖手旁觀。事實上，這是士大夫階層、士紳階層軟弱性、兩面性的表現，是士紳階層對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缺乏責任和擔當的體現，是他們對廣大中國人民群眾沒有關愛和付出的體現。他們以文化裝飾其軟弱性、兩面性，很大程度上欺騙了許多人。近代以來三座大山壓在中國人民頭上，如果中國共產黨人仍然以士大夫們的態度面對劫難，那麼，中華民族和文明真會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中國就會印度化、拉美化，甚至比印度和拉美還要悲慘。

在中華民族的至暗時刻，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了，中國共產黨人真正做到了天人不二、內外不二。共產黨人將天人不二、內外不二概括為一句話，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們立志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包括生命。為何會如此？從宏觀歷史發展上說，西方列強、官僚買辦和土豪劣紳對中華民族的剝削和壓榨，使得中國共產黨人除了將一生無條件地奉獻給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外，已經沒有退路了，也就是說除了完全勝利，中國沒有退路，除了拼命幹，中國沒有退路。這體現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人民的熱愛，對中華民族的擔當，和對五千年文明的敬畏。

在21世紀全球大爭的時代，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沒有選擇，只有腳踏實地，踐行“兩個結合”，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不斷爭取更大的勝利——這是今天全體中國人的歷史新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