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3年8月17日-8月18日，第一屆“經學、經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討會在福建古田藍田書院舉行，以下是大《六經》工程總編輯翟玉忠先生18日下午的發言；他指出，如同牛頓在自然科學領域發現了萬有引力，中國先賢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發現了治道之本、政治重心——中。什麼是“中”？簡單說就是超越特殊利益集團的私利，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強大中央政府。先哲認為，這是政治共同體的根本組織原則。四五千年來，歷代政府都重視大一統國家核心中央政府的建設，以便形成穩固全社會、平衡全社會的政治重心。特別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這一偉大的政治原則總能得到進一步闡釋。

唐代名臣魏徵說過，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

我們欲復興中華文化，實現其時代性轉化，必須放眼五千年中華文明，從中華文明的初基農業社會的堯舜禹時代開始，一直到工業社會的21世紀。在此基礎上整合中華文化山河，解碼綿延不絕五千年的文明基因。

如同牛頓在自然科學領域發現了萬有引力，中國先賢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發現了治道之本、政治重心——中，它有時也被稱為“極”。

什麼是“中”？簡單說就是超越特殊利益集團的私利，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強大中央政府。先哲認為，這是政治共同體的根本組織原則，《尚書·洪範》稱之為“建用皇極”，後人稱之為“建中立極”等。這個政治重心包括兩大層次，一是政治層面，超越特殊利益集團、吸納社會各個階層的賢能參與社會治理，二是教化層面，由國家承擔教化職能，“以政統教，以教輔政”，實現政治與教化相統一，這與當代西方政教分離迥異。

所以，四五千年來，歷代政府都重視大一統國家核心中央政府的建設，打造穩固全社會、平衡全社會的政治重心。特別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這一偉大的政治原則總能得到進一步闡釋。

本文跨越五千年的歷史時空，闡述構築穩定政治重心，“建中立極”這一重要的中國政治特色及其時代轉化。

一、《尚書·洪範》闡釋了政治重心的內涵

《尚書·洪範》是最早闡釋政治重心“中”內涵的文獻，據其文本可知，它傳自夏朝初年的大禹時代。

我們知道，周人地處西部邊陲，缺乏足夠的大國治理經驗。所以周武王伐紂成功後，就拜訪了“在父師位”（《漢書·五行志》）的商末重臣箕子——在商末周初，只有箕子這樣的政治精英才可能熟悉治國的基本原則。

箕子告訴武王，《尚書·洪範》作為治國基本大法源自夏代開國君主大禹。面對西元前兩千多年前的滔天洪水，我們的先人沒有拜倒在鬼神之下，而是通過《洪範》這一治國大法，組織起全體民眾抗擊洪水。《洪範》引用箕子的話說，大禹繼承其父鯀的事業治理水患。因為大禹治水尊重事物運行規律，上天便將治國理政的九類大法賜給他，大禹用九種大法治理國家，社會和諧百姓安定。“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過去一百多年來，受疑古思潮的影響，很多學者懷疑《尚書·洪範》是否傳自夏商時代。隨著考古學等學科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尚書·洪範》的歷史真實性。比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的李伯謙教授，他從考古學的角度論證歷史文獻所記大禹事蹟，發現大禹治水、會諸侯於塗山、定都陽城、禹征三苗等記載有其真實背景。【1】

《尚書·洪範》中有很多“五行”、“五事”這類“以數為紀”的口頭語言程式。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懷通教授從語言學的角度論證說：“（《尚書·洪範》）這樣一篇典型的口頭傳統的作品，其產生必定是在口頭傳統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時代，這個時代則非夏商莫屬。在此之前，我們的先祖對社會、自然、政治等各方面的實踐與認識，都不可能達到如此之高的水準。在此之後，書寫傳統逐步發展起來了，由發揮輔助作用到最終完全取代口頭傳統在主流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已經沒有了產生無論句式還是文體都如此繁複的‘以數為紀’的社會文化土壤。”【2】

流傳自夏商時代的《尚書·洪範》，其思想核心是它九條之“中”，第五條“建用皇極”，“皇極”，就是中央政府的大中之道。西漢學者孔安國解釋說：“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 不同於西方流行的代表某一利益集團的黨派競爭政治，“建用皇極”，就是樹立中央絕對權威，建立中央政治重心，在不同人群中選拔賢能之士，形成一個超越黨派私利、代表全體人民的強大中央政府。

《洪範》第五條強調：只要不結黨，就不會形成利益集團，就能實事求是地執行政策；只要不走極端，不搞惡意變通，政策就可落實。治國的關鍵在治吏，要按照有利於國家全局和長遠發展的原則選拔任用官員，通過官員主導的治理體系，引導人民緊密團結在中央周圍。“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除了撫養孩子，父母還有教育孩子的責任。除了政治經濟功能，中央政府還要承擔社會教化功能，代表國家的君主不僅要“為之君”，還要“為之師”，政教統一是社會治理的重中之重——國家穩定的壓艙石。《洪範》第五條指出，以君王為代表的中央頒佈各項政策，既是人們要師法遵守的，也是君王對官員民眾的教導。全體官員民眾應認真奉行，只有這樣決策才會產生積極效果，才會給廣大民眾帶來福祉。天子如父母疼愛子女一樣對待民眾，這樣他便能成為萬眾擁戴的領袖。“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事實上，《尚書·洪範》闡述的“建中立極”治道可以上推到堯舜時代。《尚書·堯典》告訴我們，大舜王朝已是一個按選賢任能原則組織的、超越血緣的現代性中央集權官僚政府，其層級包括國家元首帝、四方諸侯之長四嶽、天下十二州的行政長官牧以及主管國家政教事務各部門的九人——當時已經有了穩固的政治重心，中央用巡狩等制度統治四方；現代西方的中央集權仍基於地方自治，堯舜時代的中央集權是真正的“大一統”，軍事、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都統一於政治中樞，就是《韓非子·揚權》所說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對比西元五世紀中葉到九世紀初的英國列國時期，我們看到中國古代政治如此高度發展！當時英國諸王國根本就沒有獨立的官僚機構，中央政府與王室混為一體，政府官員大多由宮官侍臣擔任。比如王室總管和司庫，同時負責徵收各種稅，以及監造貨幣等。【3】

四千多年來，強調政治重心“中”的《尚書·洪範》作為治國大法，為歷朝歷代所繼承，直到21世紀的今天，它仍深深影響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徵——我們強調中央對國家各項事務的絕對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強調盛世修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思想解放意義。

二、新民主主義對政治重心的再造

四千多年前，先民面對的是氣候變化帶來的吞噬一切的洪水。近現代，中華民族面臨的是全球資本主義國家的野蠻入侵。

同樣的生死存亡，同樣的革命抗爭，新民主主義革命讓中國真正站了起來，鴉片戰爭以後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在大工業時代，共產黨人為了抵禦外侮，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重述了建立政治重心，“建中立極”的治國原則——它成為中國共產黨區別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與農業時代吸納精英的範圍主要局限於貴族或士紳不同，中國共產黨以工農聯合為基礎，吸納精英遍及社會各個階層，真正實現了人民民主。

新民主主義產生的背景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全面入侵，全世界高漲的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國內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和大資本家進行的獨裁統治。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國民政府攻擊共產主義，大肆宣揚其“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政黨（國民黨）”、“一個領袖（蔣介石）”主張。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系統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理論基礎，錨定了新中國文化建設的方向。

1940年2月，毛澤東就指出，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並不是我們的敵人，它們具有革命性，因而是團結的對象。這裏，我們清楚地看到，其思想已經超越了某個黨派集團的私利，將整個國家的利益作為思考的出發點。他寫道：“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著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這後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時期和北伐戰爭時期）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它們所願意反對的敵人……在這裏，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不忽視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和他們建立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 【4】

194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前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提交了書面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其中不僅明確了中國共產黨超越黨派、超越集團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徵，還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黨的基本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在第三部分“人民戰爭”一節，談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時說：“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5】

在“全黨團結起來，為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這最後一部分，進一步明確了我們的政治文化特色：超越小集團的特殊利益，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文中說：“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6】

至此，中國古典政治建立超越黨派的政治重心——“建中立極”被明確提出。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私有經濟得以長足發展，包括私營企業主在內的諸多社會階層都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建中立極”的中國政治特色不斷加強。黨的執政基礎越來越廣泛、越來越穩固。2002年1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

在新時代，我們又提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

如果說“第一個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產生了新民主主義。那麼“第二個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必定會創造新的歷史，更新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國文化將因之復興，人類現代化新模式將因之誕生！

三、從長時段歷史的角度看“第二個結合”

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宗教教化傳統，政治與教化相統一的國家，作為國家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人必然要承擔起教化民眾的職責，必然要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我們如果從這種長時段歷史的角度看“第二個結合”，就會更深刻理解其現實和歷史意義。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如何根據時代要求提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這裏，一個不能忽略的基本現實是：至清末民初，中國高度發展、高度自恰的本土學術體系已經成為混亂的知識碎片堆積。在當時諸多學人眼裏，中國本土文化只是沒有生命力的材料，只能引入西學學術系統（學理），等待西方來拯救。於是胡適等人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口號。胡適1919年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指出：“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裏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裏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裏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裏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為什麼要整理呢？因為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故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7】

由於持續的社會動盪與變革，過去百年來國人並沒有很好地梳理中華五千年文明成果。而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也不是代表西方列強、大資本家、大地主階層利益的文人們所能企及的。當今部分學人，要麼如胡適一樣用西方學術生硬肢解中國本土文化，要麼順著宋明理學 “引佛入儒”的路線繼續講，很少能夠做到“固其根本”、“浚其泉源”。

馬克思主義作為當代極具革命性的政治理論，在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本土的政治經濟理論無疑最為緊要。可歎的是，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黃老）道家過去兩千年已經被代表門閥地主、士紳地主階層利益的玄學和理學破壞得面目全非！

漢人尚知道家為社會治理的學術體系，《漢書·藝文志》總論道家時明確指出：“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至七世紀中葉成書的《隋書·經藉志》，道家類所收錄者，大體皆老莊之書，黃老重要經典《管子》被列入法家。道家成為玄虛之術。其總論道家雲：“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於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

在唐代學者眼裡，治國理政的道家竟然成了六經很少言說的“方外之術”。“清虛自守”本是道家主流所排斥的，卻成為其思想特徵。我們看《漢書·藝文志》是如何批判道家這種極端派的：“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再至清代編輯《四庫全書》時，道家已經成了子學的最末流，排在小說家及佛家之後。其主要內容除了老莊，多是漢以後神仙符箓等道教內容。由治國理政之法道家蛻變為清修的宗教道教，結果是道家核心精神的沉淪，中華治道的消解。史學家張舜徽先生不禁感歎：“由道家衍為道教，變化多矣。末流之弊，乃至不可勝言。”【8】

今天我們欲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可能繞過以經學-道家（以及基於黃老道家的法家）為主軸的中華治道本身。而欲復興此學，並從中提煉有益當代實踐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顯然還有太多工作要做。

本文論述政治重心——中，以及“建中立極”的中華治道基本原則，希望能為這一偉大的歷史性工作添磚加瓦。

注釋：

【1】李伯謙：《在考古發現中尋找大禹》，載《光明日報》2018年8月5日06版。

【2】張懷通:《〈尚書〉新研》,中華書局2021年版,第78頁。

【3】閻照祥：《英國貴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頁。

【4】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同上。

【7】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8】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