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3年8月17日-8月18日，第一屆“經學、經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討會在福建古田藍田書院舉行，以下是大《六經》工程總編輯翟玉忠先生17日上午的主旨發言。

國家提出“第二個結合”，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對於中國文化復興是大好事。

我們主張全面、深入、系統地實現“第二個結合”，而不是拿古今相似的概念隨意比附，搞成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四不像”。比如拿古代的“以人為本”、民本思想比附當代“人民至上”的理念，儘管二者都重視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但其內涵實則差別巨大。除了再次強調了人民至上觀念，這類比附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文化的時代化並無實質意義，還會影響我們對“人民”觀念的深入正確理解。

只有從中國歷史或世界歷史的角度看“第二個結合”，我們才能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和艱巨性。它相當於21世紀的“制禮作樂”，從文化和制度層面奠定中國共產黨人堅實的執政基礎——在中國這樣一個世俗性文明中，重新確立政治與教化的統一性，實現“以政統教，以教輔政”。

和三千多年前周公“制禮作樂”相比較，我們當前的任務更為繁重，不僅要解決好古今問題，還要解決好東西問題——它們是“第二個結合”的重要前提，不可回避的兩大難題。所以我們認為，推進“第二個結合”大體要遵循三大步驟：依其內在理路整理中華五千年學術成果；“以中釋西”，站在中國文化立場看世界；全面、深入、系統地實現“第二個結合”。

茲分述如下。

一、依其內在理路整理中華五千年學術成果

許多人認為是西方文化東來，以排山倒海之勢沖毀了中國文化。其實不然，在西方文化到來之前，中國本土學術體系已經崩潰。鴉片戰爭百年之際，哲學家賀麟回顧百年危機與國恥，沉痛指出：“中國近百年來的危機，根本上是一個文化的危機。文化上有失調整，就不能應付新的文化局勢。中國近代政治軍事上的國恥，也許可以說是起於鴉片戰爭，中國學術文化上的國恥，卻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國青年們猛烈地反對，雖說是起於新文化運動，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無生氣，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應付新文化需要的無能，卻早腐蝕在五四運動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權，喪失了新生命，才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危機。”【1】

那麼，中國道、名、法，內在個人修養（內聖）與外在社會治理（外王）一以貫之的學術體系何以會崩潰呢？這是數千年曆史複雜演化的結果，一個重要原因是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表彰六經”。

三代時期，學在官府，官學合一，以吏為師，學即王官之學，所以政治與教化自然相統一，這種思想與制度、“靈與肉”的統一成為穩定社會的壓艙石，大一統制度的基礎。

歷經春秋戰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學興起，秦始皇再度統一天下，焚書，欲一統學術思想，恢復以吏為師，已經不可能。對於這段歷史文化演變的關鍵，史學家呂思勉可謂獨具慧眼，他說：“（春秋以降）教育學術，皆自官守移於私家。世運之遷流，雖有大力，莫之能逆。秦皇乃燔《詩》《書》，禁私學；令民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欲盡複西周以前，政教合一之舊，無怪其卒不能行也。”【2】

後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選擇以經濟手段（俸祿），通過排斥子學，設立經學博士的辦法，將學人的思想集中於經學。這一文化政策表面看來極為成功，影響中國歷史長達兩千多年。但它的另一面也格外沉痛，不僅導致包括儒家在內的子學的沉淪，連經學本身也衰落了。

一般認為，“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得利最大的是“遊文於六藝”的儒家，儒學水漲船高，得以大興。近人易白沙（1886-1921年）還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流傳極廣，代表了世人對漢代儒家崛起的普遍看法。事實不是這樣，因為漢武帝開經學利祿之途，結果先秦荀子、子夏那樣吞吐百家的大儒盡乎消失，取代他們的是雜以陰陽、讖緯學說的方士化兩漢儒生，其學術研究傳授範圍大體限於能夠變現的幾本經書，甚至連孔門重視的德行、言語、政事諸科也被拋在腦後。經學走向僵化、繁瑣化和神秘化，經義大失，經學衰落。東漢史學家班固寫道：“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西漢末年成帝年號——筆者注)，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漢書·儒林傳》）南宋學者鄭樵千載之後慨歎：“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通志·校讎略·秦不絕儒學論二篇》）

宋儒有志復興本土學術，極力排斥佛老。但又不得不利用佛教思想觀念解讀中國文化，不僅不能補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政策的不足，反而將百家直接斥為異端，經學則走入了“內聖化”的歧途。中華內聖外王之學被進一步異化，很快成為經、史、子、集四部的胡亂堆積。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後，面對邏輯嚴密的西方近代學術，學人普遍選擇了用西方學理整理中國本土文化的路線。胡適1919年底所作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將之概括為“輸入學理，整理國故”。

早在甲午戰爭後，1895年嚴複在《救亡決論》中就提出：“是故取西學之規矩法戒，以繩吾‘學’，則凡中國之所有，舉不得以‘學’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觀之，特閱歷知解積而存焉，如散錢，如委積。”【3】這裏嚴複明顯看到了中國本土學術相對於西方學術的不足。

問題是，“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學術路線本質是將中國本土學術看成西方學術的附庸和材料，並沒有將源自古代的本土學術時代化，反而將之西學化！這種混淆東西的做法，是一種溫水煮青蛙式的文化滅絕！

所以，今天首先要做的，是依古典學術的內在理路，整理中華五千年學術成果。我們可以借鑒西方的學科分類，比如政治學、經濟學、邏輯學、倫理學等等，但不能輸入西方學理，而是堅持“以中釋中，整理國故”，只有這樣，才能看到中國古典學術的本來面目。

二、“以中釋西”，站在中國文化立場看世界

過去兩千多年來，西方文明始終以海洋為中心，地理上呈散裂式分佈。各個地理區域的重心集中在自治城市。就算組成了強大的帝國，地方自治特徵仍十分明顯。21世紀的美國和西元前後的羅馬帝國都是這樣。

比如古希臘文明，它是以愛琴海為中心發展起來的，各個城邦相對獨立。即使面對波斯那樣的強敵入侵，出於共禦外侮的需要，眾城邦短暫的結合也十分脆弱，這使得波斯帝國得以在希臘諸城邦之間縱橫捭闔，各個擊破；古羅馬文明，是以地中海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近代西方文明，則是以北大西洋為中心發展起來的。這些文明的共同特點是有發達而野蠻的奴隸制，所以特別強調公民權和個人自由，近代發展成為基於個人自由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體制。

中華文明不是這樣，它同歐亞非舊大陸諸多原生文明一樣，誕生於大河流域，社會治理重視農業和農村，城市的主要功能是行政中心。中華文明重視人與人，人與自然，乃至整個世界（天下）的和諧，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奴隸制，其本質上是生態的、普世的、和平的。

中西文明的發展路徑和整體特徵迥異，我們不能生搬西方的概念、理論解釋中國歷史和現實，這有巨大的理論風險。在1994年出版的《中國人的智慧》一書中，法國漢學家，法國科學院院士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年）談到東西方文化差異時寫道：“首先要提到中國和西方在政治經歷上的差異。我們的歷史記錄和中國的不一樣。我們所有來源於希臘和拉丁的語彙（民主制、君主制、專制主義、統治權、共和制……）都可以追溯到現實及我們所特有的傳統。在權利相等和自由的市民（即是說非奴隸又非僑民）之間，討論城邦共同的福利時，最初使用的政治方面的基本語彙也是一樣的。人們認識到，在市政立法和議會制度中，這個典型延續到今天。此外，西方的體制都以城邦和城市為中心，羅馬帝國是把城邦的法律施於整個蠻族而建立的。據中國的觀點，西方的政治史看來是獨特的，也可以說是另類的。”【4】

所以，我們必須學會用中國本土的理論解釋現實，並學會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看待西方，逐步學會“以中釋西”。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平等地借鑒西方優秀文明成果，而不是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傳統等同於中國！

西方地理結構的散裂特徵影響了其內政外交模式，無論國內還是國際，近代西方人都追求政治權力的均衡與均勢。而過去四五千年來，中國歷朝歷代都追求建立一個具有穩定重心、吸納各個階層優秀人才的強大中央政府，先賢稱之為“建用皇極”、“建中立極”、“定於一”等等，那是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個人福祉的前提。《呂氏春秋·審分覽·執一》說：“一則治，兩則亂。”

中國人缺乏奴隸制傳統，所以從不強調如何擺脫各種形式的奴役，實現個人自由，並以議會、民主等多種形式保障諸種自由。若從經典自由、民主的視角，中國顯然是非西方自由、非西式民主的；若從“建中立極”的角度看西方世界，就能解釋為何其主導的世界秩序不可持續，也不可能實現持久和平——因為西方主導的現代世界秩序沒有穩定的重心（中），其短暫的均衡很容易被各種力量的不斷消長所破壞。

站在“建中立極”的中國文化立場看西方歷史，我們能清楚看到這一理念的普世性特點。

以英國為例。西元五世紀中葉羅馬帝國撤出英國至1066年諾曼征服之間，史稱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是英國的列國時代，由於沒有穩定的政治重心，政局極度不穩定，貴族篡權謀殺和國家間的野蠻戰爭成為常態。閻照祥教授描述道：“在7世紀，統治諾森伯裏亞的8位國王中有6人殞命禍端。其他各國的貴族也是時而篡位弑君，禍國殃民。為此，王朝更替常常是要伴隨著刀光劍影，血雨腥風。國王中不乏通過政變、暴力或威懾方式登上王位者，並且還要使用同樣方式和手段來捍衛既得利益。在這種形勢下，社會容易出現政治上的惡性循環。和平僅僅是一場戰爭的結局和另一場戰爭的序幕。“【5】

而16世紀時都鐸王朝（1485年-1603年）之所以很穩定，是因為歷代國王通過削弱貴族的經濟、政治、軍事權利，建立起了較為穩定的政治重心。也是在這一時期，具有軍事功能的大量封建城堡被拆除，代之以優美別致沒有軍事功能的貴族大莊園。

近現代英國之所以相對穩定，則是從1688年光榮革命開始，新舊貴族建立起了寡頭統治，雖然土地貴族和王權衰落了，但以資產階級寡頭組成的政治重心逐步建立起來——這種情況持續至今。

從整體上說，當代西方資產階級寡頭政治依然缺乏穩定性，因為眾多“國王”（寡頭）要求掠奪更多的資源，必然導致國際關係的緊張。這是21世紀西方主導世界秩序的最大風險，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總之，不再“以西釋中”，而是站在中國文化立場看中國與世界，我們會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它使我們更準確地看待自身，使我們更全面地看待世界；站在自身價值立場上，才能真正睜眼看世界——這是建立一個新世界的起點。

三、全面、深入、系統地實現“第二個結合”

兩大地理板塊的撞擊會發生滄海桑田的巨變。鴉片戰爭以來，東西方兩大文明板塊的撞擊導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將深深影響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身處此一歷史巨變之中，我們切身體會到中國文化智慧岩漿沖決一切的湧動，以及馬克思主義持續中國化催生的文明新形態。

賀麟先生1941年就敏銳地觀察到，作為新民主主義的開端，五四運動表面上推翻舊文化，打倒孔家店，實際上秋風掃落葉般將舊有的文化糟粕滌蕩殆盡，那是中華文化全面復興的前奏——這種復興，與晚清洋務派的理學復興不可同日而語。他寫道：“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一個大轉機。表面上，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個大運動。但實際上，其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功績與重要性，乃遠遠超過前一時期曾國藩、張之洞等人對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國藩等人對儒學的宣導與實行，只是舊儒家思想的回光返照，是其最後的表現與掙扎，對於新儒家思想的開展，卻殊少直接的貢獻，反而是五四運動所要批判打倒的對象。”【6】

80多年前的賀麟可能不會想到，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僅掃蕩了舊文化，還摧毀了這種文化賴以生存的階級基礎——士紳地主階級。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今日之中國已經雄起於世界民族之林。

在同國內外反對派的殘酷鬥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大一統的國家結構形式及其政治組織原則——建中立極。中國共產黨人的“中”不再局限於少數貴族士紳，而是囊括了所有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正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建立一個超越某個階級特殊利益（私利）的政治組織形態的必要性，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包括一般資產階級在內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倒武裝到牙齒的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寫於1939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毛澤東談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時說：“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歷史上歐美各國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資產階級專政，而造成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專政。在抗日戰爭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內建立起來的抗日民主政權，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它既不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而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只要是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不問屬於何黨何派，都有參加這個政權的資格。”【7】

後來，毛澤東還將這種人民性經典地概括為“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共產黨人開創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吸納社會各個階層參與國家治理，其執政基礎不斷擴大，將人民民主推到了一個新階段——這一歷史進程的理論核心不是什麼以黨派競爭為基礎的西式民主，而是中國持續四五千年的政治組織原則——建立穩固的政治重心，最大限度發揮各個階層的積極性，建中立極！

受蘇聯和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大國國家結構形式的影響，解放前中國共產黨人長期主張聯邦制。但在1949年建國前夜，面對帝國主義長期堅持的分裂中國圖謀，共產黨人實事求是地選擇了大一統的國家結構形式。在當時的情況下，民族區域自治有利於國家的大一統，它意味著將諸多少數民族更緊密地團結在中央周圍。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在北京向幾百名政協代表作題為《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其中特別提到：“中國是多民族國家，但其特點是漢民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數，各少數民族總起來還不到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不管人數多少，各民族間是平等的。這裏主要的問題在於民族政策是以自治為目標，還是超過自治範圍。我們主張民族自治，但是今天帝國主義者又想分裂我們的西藏、臺灣甚至新疆，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希望各民族不要聽帝國主義者的挑撥。為了這一點，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8】

掃除了腐朽的、代表士紳地主階級的舊文化，重建起大一統的國家結構形式、及其相應的建立穩定政治重心“中”的政治組織原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必然激發中華文化的全面復興，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解釋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同時，中國文化還將極大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因為從生活方式到政治經濟體制，生生不息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持續發展和持久和平經驗。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現代化的中國方案、人類文明新範式將如朝陽般噴薄欲出——歷史將從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舊秩序走向東方社會主義主導的世界新秩序。

對於這一偉大的文明進程來說，我們今天的努力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和著屈原兩千多年前的深沉吟唱，讓我們不斷開拓前進！

注釋：

【1】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載《思想與時代》1941年第1期。

【2】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頁。

【3】嚴複：《救亡決論》，收入《嚴複全集（第7卷）：政文、序、跋等》，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4】謝和耐：《中國人的智慧》，何高濟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頁。

【5】閻照祥：《英國貴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第30頁。

【6】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載《思想與時代》1941年第1期。

【7】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周恩來：《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收入《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