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程典》是周人謀取商王朝政權、“剪商”過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獻，是文王居程地時對廣大諸侯所作的訓誡。它發生在商紂聽信崇侯進言，囚禁文王之後。此時與商人直接衝突的時機還不成熟，所以文王勸告眾諸侯謹慎搞好內政，靜以待時。

但當時周人已經坐大，崇侯虎注意到這一點，他勸告商紂王：周文王（即西伯）不斷積累善行，天下眾多諸侯都歸向他，這會對您不利呀！於是紂王就把文王囚禁在羑裏。文王重要謀臣閎夭(hóng yāo)等人十分擔心，想方設法找來有莘（shēn）氏的美女，驪戎地區出產的駿馬，有熊國出產的好馬，還有其他珍奇寶物，通過殷的寵臣費仲獻給紂王。紂王見了這些寶物，高興得忘乎所以，說：“這些東西有了一件就可以釋放西伯了，何況這麼多呢！”於是赦免了西伯，還賜給他弓箭斧鉞，讓他有權征討鄰近的諸侯。還告訴文王說西伯壞話的是崇侯虎。西伯為表忠心，歸國之後立刻獻出了洛水以西的土地。《史記·周本紀》記載：“崇侯虎譖西伯於殷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羑裏。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

《程典》篇章佈局嚴謹，開篇述著作緣由，篇尾是文王的總結、叮囑。中間以慎德、慎人、慎制、慎地、慎用——治國理政的五個維度層層展開。其中慎德是基礎。

牛鴻恩教授注意到《程典》與《大學》有重要思想關聯，且《程典》的論述更中正合理。《程典》中的“五慎 ”，《禮記·大學》寫作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爭民施奪，猶言與民爭利——筆者注）。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牛鴻恩教授寫道：“慎德、慎人、慎制、慎地、慎用五項和‘德開乃無患’，與《禮記·大學》‘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二者何以如此相似？《大學》中的五項，本文合財、用為一，外加‘慎制’，其條四項完全相同。平心而論，本文的五項可能更合理。”（牛鴻恩：《新譯<逸周書>》，臺灣三民書局2015年版，第107頁。）

《大學》屬注重內在修養的思孟學派，所以有“德本”、“財末”之說。不幸的是，後世儒者將德與財對立起來，看到《大學》講“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就認為所有搞經濟，為國理財都是“與民爭利”，所有搞經濟的人、理財家都是《大學》嚴厲批判的“聚斂之臣”，這種錯誤觀念對宋以後的政治經濟產生了很大負面影響。殊不知，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生財有大道”、“仁者以財發身”的背景下講的，所以德與財、義與利應該是相輔相成，而非截然對立。

參照《程典》，我們能清楚地看到“五慎”之間層層遞進，是一以貫之的整體，證實了德與財、義與利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

經文：

維三月，既生魄，文王令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曰： 

助余體民，無小不敬。若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政失患作，作而無備，死亡不誡。誡在往事，備必慎。思備慎用，思用慎地，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開，開乃無患。

語譯：

遷居程地後的某年三月中上旬，周文王召集雍、梁、荊、豫、徐、揚六州諸侯，要求他們恭敬服事商王朝。此前商紂曾聽信崇侯讒言而大發雷霆，嚴厲責罰文王，因此諸侯們聽聞文王指示後很不樂意，並上書陳述意見。文王不敢懈怠，就作了《程典》訓誡諸侯及三卿大夫，說道：

你們要襄助我體恤民眾！凡民生之事，無論多麼細微，都要誠心敬意。如同毛髮長在身上，稍一拔動立馬就會感到疼痛一樣，時刻保持警省。政治上的混亂失敗，往往源於積患已久而不加防備，死到臨頭而不知警醒。警誡須以歷史為鏡，防備務必謹慎周全。想要做好防備須敬慎於財用，想要謀求財用須敬慎於土地，想要利用土地須敬慎於制度，想要完善制度須敬慎於用人，想要獲得人力須敬慎於德行。盛德澤被萬民，就不會有禍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