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20世紀疑古思潮流行，有學者看到《逸周書·大匡》這類文獻有許多戰國時代的用詞特徵，就認為它們是戰國時人的偽作或擬作。問題遠沒有這樣簡單。

《大匡》中的主要史實當出自西周，它的救災措施仍以行政命令為主導，缺乏春秋戰國時代市場經濟手段的熟練應用，表明其源頭相當早；文中有些用詞甚至是商朝末年的通行說法，說明《大匡》經過長期世代流傳，至戰國寫定，形成了現在我們看到的文本。

《逸周書·大匡》實際是《逸周書·糴匡》“大荒”之年應對措施的具體化。《逸周書·糴匡》記成年、年儉、年饑、大荒之年所應行的禮儀制度與政治經濟舉措，《逸周書·大匡》記周文王在程地“遭天之大荒”，所採取的救災措施。

《周禮》是戰國時人對西周政制的追記，其中的救災內容多可與《大匡》互相印證，顯然《大匡》所記的內容至少部分合乎西周史實。參照牛鴻恩教授的研究，我們列表如下：

上表據牛鴻恩教授《新譯<逸周書>》第96頁-97頁相關內容製作。該書由臺灣三民書局2015年出版。

《大匡》中有些用詞有西周特徵。比如“朝於大庭”這句話，可能指西周早期青銅器小盂鼎所說的“大廷”，考古學家王恩田認為這個“大廷”對應的是周原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群基址的“屏南的廣場”。（王恩田：《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群基址的有關問題》，載《文物》1981年第1期。）而“大庭”這個地方，其他歷史文獻未見記載。

“宅程”的用法也見於甲骨文，如甲骨文中有“宅商西”，這種用語符合商末周初的語言習慣。

從史實到用詞都證明，《大匡》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救荒政策。20世紀初疑古學派將西方科學懷疑精神平移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錯誤的，因為人文學術是不同族群數千年生存經驗的歷史性總結，理性的態度是在繼承的基礎上開新。如果按“有罪推定”的基調進行批判，必然導致經典權威性喪失，以及人文價值的大面積崩塌，其負面影響難以估量。

與動物的進化不同，人類是自然演化和文化深化相互作用的結果。如果我們不懷著敬意繼承自己的文化基因，而是抱著懷疑的態度批判乃至否定之，會導致文化基因喪失自我復製功能，文化元典經學也將失去傳承——這是當前中國文化復興面臨的緊迫問題。

經文：

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

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塚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於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怠墮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災。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不尚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慎問其故，無隱乃情。及某日以告於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王既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不食饔。

語譯：

周文王遷居程地的第三年，遭遇天降大災荒，五穀不收，於是作《大匡》以詔令臣屬。

其治下的雍、梁、荊三州諸侯都奉命前來，文王於是召集主政太宰、國老、三事大夫及眾執事官員在外朝議政，向大家詢問國家疲敝的緣故，檢討政事失誤之所在：刑罰是否太暴戾、喜喪之禮是否太過度、宴饗賓客是否太隆重、開支用度是否太靡費，以及關市的稅收、山林的匱竭、田宅的荒廢、溝渠的損壞、怠慢農事的過失、驕縱頑劣的肆虐、水旱的災害等等。文王先自我批評：“我無德行，政事不善，以致國家疲敝，不能相互救助。”然後命令眾臣工：“諸位是國之重臣，要為國分憂，幫助我救荒安民。大小官員都將按職責進行考核，你們要下鄉走訪，通過當地長老全面掌握各鄉受災情況。並仔細詢問受災原因，不得遺漏和隱瞞。到某一天回朝中來報告，有不盡力從事的，刑法絕不寬赦。”文王發佈命令後回宮齋戒，自此用餐不殺牲、不列鼎、不奏樂。眾官員也紛紛效法文王，均不再享用精製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