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中國的大一統的“天下觀”，反映到軍事外交領域，就是天下無“敵”思想，王者無外，戰爭目的不是消滅敵方人民，而是救民眾於水火，只誅殺首惡及其僕從。《孟子·滕文公下》稱為“弔民伐罪”，慰問敵方受苦的人民，討伐敵方有罪的統治者；“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把敵國人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除掉他們的暴君。

孟子認為，因為我方施行“天下為公”、“天下為民”的仁政，取得天下人之心，天下人自然歸順，所以能夠消滅真正的敵人（首惡），無敵於天下。

他舉商代第一位王湯的例子說，當年湯居住在亳地，與葛國為鄰國。葛伯放縱無道，不祭祀先祖。湯派人問他為何不祭祀，葛伯回答：“我國沒有供祭祀用的牲畜。”湯就派人送給他牛羊。葛伯卻把牛羊吃了，而不去祭祀；湯再次追問，葛伯又說沒有祭祀的穀物。湯就叫亳地的民眾去替他耕種，年老體弱的送飯。葛伯乾脆帶人搶奪送酒肉飯菜的人，不肯給的就殺掉，連小孩子都不過。因為葛伯連小孩都殺，湯才去征討他，天下人都說：“湯不是要把天下變為自己的財富，是為了給平民百姓報仇。”湯王征討從葛國開始，征討十一次，天下無敵。《孟子·滕文公下》：“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孟子上述思想源於西周軍禮，其軍事外交始終基於道德原則。記述西周軍禮的《司馬法》也同《逸周書·小明武》一樣，主張討伐那些不行王法、對人民犯罪的統治者，勝利後努力恢復敵方人民的正常生產生活，包括立賢君，恢復一般官吏的職位等等。“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司馬法》還將上古軍禮，諸多軍事法規和戰場紀律總結為六種德行，包括：追擊潰敗的敵人不超過一百步，追蹤主動退卻之敵不超過九十里，這表示禮讓；不殘殺喪失戰鬥力的敵人並哀憐它的傷病人員，這表示仁愛；等敵人佈陣完畢再發起進攻（特別是戰車方陣作戰時），這表示誠信。爭大義而不爭小利，這表示戰爭的正義性；赦免投降的敵人，這表明軍隊的勇敢；能夠預見戰爭開始和結局，這表示統帥的智慧。並指出，根據“禮、仁、信、義、勇、智”六德按時教育民眾，作為約束民眾的準則，這是古來治軍作戰的方法。《司馬法·仁本第一》：“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隨著戰爭技術等諸多因素的變化，三代軍禮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其軍事外交的道德原則在戰國時期演化為義戰思想——為正義而戰，而不是為私利而戰，這一思想持續影響到21世紀的今天。

經文：

凡攻之道，必得地勢，以順天時。觀之以今，稽之以古，攻其逆政，毀其地阻。立之五教，以惠其下。矜寡無告，實為之主。五教允中，枝葉代興。

國為偽巧，後宮飾女。荒田逐獸，田獵之所。遊觀崇臺，泉池在下。淫樂無既，百姓辛苦。上有困令，乃有極□。上困下騰，戎遷其野。敦行王法，濟用金鼓。

語譯：

征戰攻伐的基本原則是，務必先爭取有利地勢，然後等待並順應天命，選擇最佳時機出擊——觀今宜鑒古，順天應時需考察歷史經驗，以研判當下形勢。凡所討伐攻擊者，必為政治敗壞之國。摧毀其險阻地形，解除其抵抗能力，再推行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教化，使當地民眾都得到利益。對鰥寡孤獨等生活無依的群體，要承擔社會責任妥善安置。五常教化是治理的關鍵和根本，根深則葉茂，其他美好事物就隨之而來。

敵國朝中盛行著虛偽浮誇之風，後宮美女成群、奢侈靡亂。良田荒蕪，成為君王追逐禽獸、馳獵娛樂的場所。在高臺華屋遊玩觀賞，其下挖池築丘，引清泉環繞。國君縱情享樂沒有休止，民眾徒勞無獲苦不堪言。上位者發佈陷民於困苦的政令，百姓們忍無可忍極口詛咒。敵國上有昏君敗政，下有沸騰民怨，我方軍隊便領天命出征討伐，用軍事武裝的力量推行治道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