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學術以經、史、子、集四部為大綱，而以經部冠其首，是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孔子刪述的“六經”，被譽為古代中國的“教科書”，更是盡人皆知的文化常識。而在近代中國“全盤西化”的思潮下，犁經為史，將經學逐出大學的學科體系，令中國文化的根荄遭受重創。回歸史實，撥亂反正，還經學以公道，使中華文明發皇，適其時矣。

“六經”非史

在“全盤西化”思潮影響下，推倒孔子、否定“六經”成為一時“風尚”。有人藉由章學誠《文史通義》中“六經皆史”一語，宣稱“六經”非經，不過是史料或普通史書而已。在反傳統的年代，此說無須論證即可成立。“六經”既然“皆史”，則古代中國何來的“經”？既然“六經”非經，則孔子就是封建統治階級憑空造出來的“神”。經過如此這般的邏輯演繹，“六經皆史”便被上升為反對封建制度、將孔子拉下神壇的“革命”之舉。

既然事情緣起於章學誠，我們便不能不好奇，一生讀孔孟書、生當社會尚稱安定的乾嘉時代、41歲中進士、仕途尚屬順利的章氏，其反孔非經的動機何在，證據又何在？最好的求解方式，莫過於讀他的《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涉及章氏經學觀的部分，集中在卷一的《易教》《書教》《詩教》《經解》四篇。以“六經”中的《易》《書》《詩》列全書之首，而且三經皆與“教”字相連，以之為教化萬民的本源；繼之以《禮記》論“六經”大旨的《經解》篇作結。此佈局，已烙上章氏尊經的鮮明印記。

“六經皆史”一語出於《易教上》首句，似有提示全文之意。然而，通讀全卷四篇，居然無一處文字申述“六經”何以為史而非經！章氏反復論述者，卻是如下幾點。

第一，經乃“綱紀世宙之謂”。此語旨在為經學定位。學術有高下，功用有大小。章氏認為，“經”字取義於《易》“君子經綸”一語，經乃“綱紀世宙之謂”，是最高層面的學術。而後世淺學不辨於此，於書名濫冠“經”字，《經解上》歷數其妄：如墨子之徒稱《墨子》為《墨經》，戰國之人冒用伏羲、神農、黃帝之名而稱《靈樞經》《難經》《甘石星經》。西漢以後，此風大開，致有《禽經》《相馬經》《茶經》《棋經》等名。東漢秦景從天竺帶回佛門《四十二章》，原不稱經，漢譯本亦不冠“經”字，佛教盛行後始稱“佛經”；而《老子》亦稱《道德真經》，《莊子》稱《南華真經》，《列子》稱《沖虛真經》。章氏慨歎：“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文史通義·經解下》）章氏之推崇“經”，可見一斑。

第二，“六經皆先王之政典”。此語是為《六經》定性，經是先王為政的典制，卓具權威性。章氏云，“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文史通義·經解上》）；“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文史通義·易教上》），“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文史通義·經解中》）。是章氏明言六藝為“經”。

第三，孔子之功在傳承周公之典章。章氏云，孔子身處三代之衰，而能存亡繼絕，承傳周公之典，厥功甚偉，“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文史通義·經解上》）；又云，文王拘而演《易》，武王克商，以《周易》立一代之典教，“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複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文史通義·易教上》）。此又足見章氏對孔子之推崇。

第四，“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章氏考鏡源流，辨析六藝稱經的過程，“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東周諸子百家，著書立說，“不盡出於典章政教”。為維護孔學的正統，孔門後學，“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荀子說“學始於誦經”，莊子說“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荀、莊均子夏門人，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文史通義·經解上》），此說客觀公允，並無反孔叛經之意。

第五，經有其支裔。“六經”之外，孔門時有新增之經，它們“取先聖之微言，與群經之羽翼，皆稱為經”，如《論語》《孟子》《孝經》，大小《戴記》，《左氏》《公羊》《穀梁》等，故儒家有九經、十經、十三經、十四經等，“蓋尊經而並及經之支裔也”（《文史通義·經解上》）。此類經籍與“六經”一體，乃儒學自身發展的結果。此說亦符合常識。

綜上可知，章氏尊孔崇經，嚴辨孔子“六經”與儒門之外種種“非經之經”的區別，維護“六經”的至尊地位，哪有半點離經叛道的意味？　　

經學至尊地位非武帝所賜

漢武帝為實現大一統王朝的思想與國體的統一，“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繼采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當今教科書的解讀是，儒學原本百家之一，因武帝此舉而被抬高到至高地位。此說似是而非。

治國理政，採用某種思想為主導，此為普遍現象，無可厚非。問題在於，所擇是否允當？儒家雖是百家之一，但與諸家並非不分軒輊。孔子首開私人講學之風，弟子三千，賢人七十，已然獨領風騷。其後雖經秦始皇焚書坑儒，而薪盡火傳，漢初猶有田何傳《易》，伏生傳《書》，申公傳《詩》，高堂生傳《禮》，至劉向、劉歆父子校書中秘，六藝篇籍，凡103家、3123篇；儒家，凡53家、836篇；門庭之盛，遠超諸家。司馬遷《孔子世家》盛讚云：“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孔子所傳六藝之學，始終是舉國折中的標準，天子王侯，概莫能外，社會基礎最為深厚。

《漢書·藝文志》指出，諸子十家均是六藝的“支與流裔”，最大弊端是“各引一端”“各推所長”，劍走偏鋒，如道家“獨任清虛”；陰陽家“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專任刑法”；雜家“漫羨而無所歸心”；無力單獨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歷史曾先後給過法家、黃老之學以治國良機，可惜均不堪大任。

若說儒學至尊地位得自武帝一言，武帝亡故，其威權不再存在，何以儒學綿延至兩漢之末，無人翻盤？再者，魏晉南北朝，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是擺脫儒術的最佳時機。早在先秦，諸夏即有夷狄交侵之患，文明有倒退到“被發左衽”時代之可能，故《春秋》提出“夷夏之變”的命題。韓愈《原道》論“夷夏之變”，最得其旨：“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夷狄若能“進於中國”，行華夏之禮，文化達標，則“中國之”，視其為華夏的一員。夷狄在與中原的長期交往中，目睹中原風俗美、人倫厚、文化典雅，皆生仰慕之心，故不僅拒絕“以夷變夏”，而且主動追隨以儒學為核心的華夏文明，自覺完成文化上的蛻變。

匈奴族酋長劉淵，少年即習儒學，定鼎中原後，大興經學，明儒張大齡贊其“文雅博洽，既與中國士大夫埒”。羯人石勒稱趙王之後，“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宮”；制軒轅之樂，八佾之舞，“禮樂備矣”。拓跋珪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朝廷以隆禮延聘經師沈重、熊安生等，令“天下慕向，文教遠覃”。北魏宣武帝，“複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北史·儒林傳》）。《南史·儒林傳》收錄經學家29人，《北史·儒林傳》收錄53人，北朝多於南朝，且不乏徐遵明、劉獻之等名儒。北朝經師多聚徒講學於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熊安生“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極一時之盛。六朝經師創為義疏之學，皮錫瑞《經學歷史》贊其“有功於後世甚大”，而北朝風氣樸茂，少有南人清談之風，故“以純正勝南也”，成為經學史上的精彩一頁。毋庸諱言，北朝地區“華化”步伐的加速，恰是由北方民族所主導的。

學界每每盛談魏晉南北朝為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時期，殊不知形成此次融合的文化核心是儒家經學。　　

經學蘊含“常道”

中國學者多經史兼治，兩者關係密切，但不相雜越。“史”，記載的是變動中的現實，有特定的時空範圍，以事件始末、人物經緯等為主線。“經”，最為人稱引的訓解是“常也”。“六經”追求的是超越時空、可大可久、符合客觀規律的常道。歷史猶如無固定水道的河流，總是左右偏擺，不可能自發地按“常道”發展。故歷史的發展，需要“經”的指引。章氏稱“六經”為先王經綸宇宙的典章，可謂深得經旨。

儒家經典能為不同朝代、不同民族所歡迎，成為不斷吸附、凝聚人心的思想之源，主要原因如下。

1.有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孔子從公有制與私有制的轉換著眼，論述從小康走向大同的必然性，以“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為終極理想目標。孔子反對苛政與暴力，主張建立完美的人格標準，以溫和的方式，持續不斷地教化民眾，從文化上實現社會的高度統一，最終實現“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理想，其說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符合民眾對未來的期待，深受歷代知識精英擁護。

2.將道德成長作為人生的基本課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充分論述人何以為人、如何修身進德、如何治學等重大問題，引導大眾做合格的社會人、做優秀的社會人（君子）、做傑出的社會人（聖賢）；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走向大同的四個臺階；這一邏輯鏈環，將個人與家庭、社會做了恰當的勾連，司馬遷、文天祥、王陽明、顧炎武等精英無不受其浸潤。

3.理論與實操兼具，足以回應傳統社會的所有問題。如《周禮》構擬的官政大法，覆蓋傳統國家管理的所有方面。《儀禮》記載的冠婚喪祭等人生禮儀，成為中國人共同的生活樣態。《禮記》各篇涉及廣泛，《月令》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之法規範化，《樂記》論述中華的樂學思想，《學記》綜論教化萬民的學理與方法，《大學》乃入德之門，《中庸》談心性修養，《儒行》展示儒者氣象，全書既有天下擔當的引領，又有坐立行走、言談交接的細節，上下縱橫，皆有佈局，均能展開；社會規範與價值觀體系符合普遍的人性，具有真正的普遍價值，誠如《禮記》所說，“放諸四海而皆准”，故深受當時社會歡迎。

以上數點，兩漢時期有哪家哪派的學說堪與比肩？故武帝獨尊之。　　

恢復經學學科地位刻不容緩

西方大學體系被全盤引入中國後，經學被徹底排棄在外，經籍在西方圖書分類的書架上被胡亂插放，作為中國學術冠冕的經學已成文化遊魂。經學的消解，使原本血肉一體的中國本位文化失去價值依託與內在邏輯，猶如“錢串子”被抽取，只有滿地散錢。史學、子學、文學日益碎片化，轉而從西學體系中尋找理論依據，幾乎成為西方文化的附庸。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中，列舉儒家經典中“天下為公、大同世界”“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為政以德、政者正也”等思想，認為其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其重要性既然如此，我們該如何向國際社會、向國內的億萬民眾解釋：在中國高校學科體系中何以沒有經學的學科地位？

為經學正名，充分肯定其歷史貢獻與現實價值，確立經學與文學、史學同等的一級學科地位，既是對中國學術史的尊重，也是重拾文化自信、再造中華學術體系的重要前提。爾今正當其時矣。

（作者系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經學研究院院長；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5月19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