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3年5月20日至21日，六經書院第一次工作會議在北京東城雪蓮亮點文創園舉行。以下是翟玉忠先生5月20日所作的主旨報告。

在印刷和通訊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獲取有關中國文化的資訊並不難，但系統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復興中國古典學術體系卻十分困難。

為何這樣？首先是內部因素，在近代門檻上的中國古典學術體系已經崩潰了。諸子百家是經學的支流，“六經之支與流裔”（《漢書·藝文志》），先是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割裂經學與子學，經學成為有源無流的一潭死水。後又有宋明理學引佛入儒，“獨尊儒術，表彰四書”，經學佛教化、子學異端化。所以1840年以後，面對排山倒海而至的西方文明，學界選擇了“西是中非，以西釋中”的學術路線，成為毀滅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的最後一根稻草。從1923年胡適發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算起，這一學術路線統治中國學界整整百年。

因為“以西釋中”已成為一種固化的思維方式、普遍的學術範式，所以我們在肯定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的基礎上中西互鑒，堅守“返本開新”的學術路線變得格外艱難。

如今，中國幾乎所有學者都堅持“以西釋中”，我們是不是要跟著他們跑呢？顯然不行。早有學人注意到，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如果放棄中國文化主體性，我們連消化西方學術的能力都會失去的，只會被西方同化和征服。1935年，經濟學家劉絜敖總結古今中外歷史教訓寫道：“凡此種種，皆足證明在吸收外來文化之前，先須有一種建設本位意識的預備工作，要是不然的話，則告人未有不被外來文化所同化所征服的！這是我們談本位文化的人和想吸收歐美文化的人所最應注意的一點，所以我願意在此地鄭重下一個警告！”【1】

劉絜敖的警告早已成為過眼雲煙。過去三十年“國學熱”越來越“熱”，但今日國學研究整體上並沒有脫離胡適“西是中非，以西釋中”框架——特別是大學學者積重難返。這些所謂“國學專家”習慣於脫離經典，想入非非，構想他們千奇百怪的“國學理論”。他們甚至可以不提及古典政治學黃老、法家，就下筆萬言大談中華治道，真是荒唐！

由於缺乏足夠的資源和交流平臺，體制外學者即使能擺脫“西是中非，以西釋中”的束縛，也常常陷入以管窺豹，玄而又玄的困境。他們研究了某一本書（如《易經》《論語》《老子》），就以為找到了普遍真理，研究了某一方面的學問（如中醫，甚至是印度來的佛教），就變身國學專家招搖過市。

筆者不否定過去百年西學和國學的研究本身。正是對西學的研究，我們引入了馬列主義，它成為我們凝聚國力、開啟現代化的指導思想；正是因為國學的研究，我們對兩漢經學、程朱理學、民國學術的階級屬性認識更加清晰，驅散了蒙蔽優秀傳統文化的迷霧，復興中國文化的大勢，至今方興未艾。

我們所要做的，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厘清到底什麼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全面復興中國本土學術體系。要實現這個遠大目標，至少要經歷以下三個階段。包括折中百家，表彰六經；溝通古今，統合中西；天下合和，再造文明。

一、折中百家，表彰六經

漢武帝文治武功，為一代雄主。他對中國文化的主要貢獻是政治上確立了經學的指導思想地位，影響後世中國達兩千多年。人類歷史上與此相當的事件，恐怕只有西元313年，羅馬皇帝康士坦丁頒佈“米蘭赦令”，宣佈基督教合法化。

漢初國內外政局複雜，為“大一統”打造政治認同，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給傳習經學者開利祿之途。沒想到卻割斷了經學與子學間的源流、母子關係，導致兩個嚴重後果：一是諸子百家之學的沉淪，二是經學的僵化與繁瑣化，西漢後期甚至玄學化為讖緯之學。

我們今天整理經學，首要的一點就是從“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到“折中百家，表彰六經”，恢復經學與子學的有機聯繫，以子證經，以經明子，讓中華學術體系的核心經學、子學得以完整呈現。

呈現的具體成果我們歸納為孔門四科之學。從孔門弟子的四種個人專長到四類學術科目，這是我們的創新。目的是讓學人“宗經”，通經典，明常道，認識宇宙人生的整體普遍規律，防止盲人摸象，將中國文化的一小部分認作全體。孔門四科指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其中起統領作用的是文學，即經學，其他三科包含著中國文化道（德行）、名（言語）、法（政事）三大部分，它們形上形下，內養外用一以貫之。

所以，我們主張人們學習“孔門四科”，不主張傳習一本書，或一方面的學問，這樣才能得中國文化的全體大用，否則很可能走上獨尊一家，以偏概全，空疏無物，玄而又玄的歧路——這是過去兩千年曆史的慘痛教訓！

二、溝通古今，統合中西

《莊子·天下篇》反映的是內在修養之學（內聖）與外在事功之學（外王）尚未割裂時的中國學術本來面目，彌足珍貴。作者將學術分為宇宙人生、內聖外王的整體學問“道術”，和反映“道術”某一方面的諸子百家之學“方術”——二者並非對立，諸子百家中也有“道術”的重要內容，是“道術”沿某方向的進一步發展。

內聖外王一以貫之的“道術”在哪里呢？除了歷史上傳下來的禮儀法規，主要在經學與子學中。文中說：“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指官員——筆者注）多能明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今天，《莊子》所說的“舊法、世傳之史”我們已很少看到，幸好經學和子學流傳了下來，所以研究內聖外王之學非通過經學和子學不可。特別是經，是子學的母體，中國文化的源頭，必須珍視！

經者，常也。經學是常道、宇宙人生方方面面的自然規律，具有超越時空的特點。如同西方不能拋棄誕生於工業革命以前的基督教和牛頓力學，我們也不能棄經學如敝履。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們清楚經學和輕重術闡發的國家與市場關係，懂得價值規律在市場中不可或缺的作用，過去七十多年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就不會走那麼多彎路！

經學，規範了從上古至今的文明發展道路，錨定了中華文明的根本特點和中國學術體系的基本範式——是國人人文價值和政治經濟模式的基因，也是21世紀我們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礎。

經學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經線，是溝通古今的橋樑。只有理解了經學，才能理解21世紀的“中國特色”——從社會生活方式到政治選舉方式都是這樣。

在經學溝通古今的基礎上，有了孔門四科這個文化主體，我們才能站在自己的價值視角上睜眼看世界，才能真正汲取西方文化的精華，統合中西，開中國式現代化之新。

過去近千年來，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徵是去道德化，不僅政治經濟制度是去道德化的，其學術體系也是去道德化的。以古典經濟學為例，它認為“個人私欲的種”可以開出“社會公益之花”。資本主義經濟史表明，這根本不成立，私欲絕不會“自然”轉化為公益。而中國道德化的政治經濟理論無疑可補西方學術之不足——我們要在道德的基礎上重建人類新文明和學術新規範。

三、天下合和，更新文明

創造如中華文明那樣實現持久和平、可持續發展的人類文明新範式，不僅要汲取西方資本主義優秀文明成果，也要深入研究印度文明和伊斯蘭文明。

近年中國學者對印度河流域的考古發掘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就有交流。2018年以來，由河北師範大學等單位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巴基斯坦哈拉帕文化巴哈塔爾遺址的挖掘證實，4800年前巴哈塔爾相關文化層與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西藏的卡若文化之間存在著互動關係。【2】

但從大歷史角度看，印度古文明和中華文明的交流互鑒相當複雜。除佛教外，印度豐富多彩的文化並沒有在東亞生根發芽，印度教在中國諸多地區（如福建泉州）只是曇花一現。即使是佛教，宋以後也只有高度中國化的法門（如禪宗和淨土宗）發揚光大。

印度佛教的中國化相當成功，正是通過中國化，佛教成為一種世界性宗教。但中國文化在借鑒佛教方面卻不是很成功，因為宋明理學引佛入儒，以禪解經，結果《大學》《中庸》之類經典被佛化了。若不是《五行》《性自命出》等問世，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理解中國文化積善成德，先“止於至善”，再“親民”，最後“明明德”的修養次第了。

總之，我們要審慎對待中印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鑒，再不能走“以佛釋中”、“以西釋中”的舊路、邪路，過去一千年來，我們付出的代價太高了。二者都是在否定中國本土文化的基礎上引入印歐文化，但宋明理學“以佛釋中”只否定了儒學之外的諸子百家，並以佛教精神解釋中國經典；而現代學術“以西釋中”近乎對中國文化全盤否定，對西方文化全盤引入！

只有不失自我，我們方能建立自主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不是戴著西學的有色眼鏡，而是真正“睜眼看世界”。全球化時代呼喚全人類的普遍價值認同，中國人習慣於超越種族、信仰和邊界，從整體天下的角度看世界。可以預料，中華文化這種包含萬有的精神，將為合和世界不同文化、更新人類文明作出重大貢獻。

總之，我們在要孔門四科的基礎上重建中國本土學術，在中國本土學術的基礎上汲取別國優秀文明成果，為建立生生不息，持久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人類新文明提出中國方案。

這是時代的要求，這是歷史的使命——我們將為此奮鬥終生，鞠躬盡瘁，死而不已！

注釋：

【1】劉絜敖：《中國本位意識與中國本位文化》。收入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中國的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論爭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2】湯惠生等：《在印度河谷遙望河湟文化》，載2021年4月16日《青海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