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春秋以前“武”的觀念，與現代的軍事理論有很大不同，其主要特點是軍政不分，內外不分，強調內政在軍事鬥爭中的基礎地位。張懷通《〈逸周書〉新研》寫道：“《大武》、《武稱》、《允【廣】文》、《大明武》、《小明武》、《武順》、《武穆》、《武紀》八篇是關於‘武’的篇章，與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兵法相比，有顯著的不同。武的含義包括軍事以及與軍事有關的政治兩個方面的內容，政治是基礎，軍事是主體；兵法講的是戰爭藝術。二者性質的差異，表明各自所處時代的差異。兵法是戰國時代興起的新學問，‘武’只能是春秋末年以前的觀念。”（張懷通:《〈逸周書〉新研》，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51頁。）

筆者認為張先生過度強調了戰國興起的“兵學”與三代軍事理論的不同，沒有看到二者緊密的繼承關係。吳起即是戰國兵家，同時也是孔子再傳弟子，曾子和子夏的學生。唐代陸德明據劉向《別錄》：“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所以吳起穿著儒服去見魏文侯。

吳起指出，勝利的根本在於用禮義管理好國家，治理好軍隊。凡治理國家和軍隊，必須用禮來教育人們，用義來勉勵人們，使人們懂得廉恥。人們懂得廉恥，力量強大，就足以出戰，力量弱小，也足以堅守。《吳子·圖國第一》：“凡制（制，同“治”——筆者注）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宋代兵學家施子美解釋說：“辭遜之心，禮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人人皆有是心，即是心而教勵之，則可以有恥矣。古之人內而制國，無異於治軍；外而治軍，無異於制國，是何也？禮義無異理也。故教之以禮，則民知遜而可以有恥矣；教之以義，則民知惡而可以有恥矣。一或悖乎禮義，其誰不恥哉？”（陳曦譯注：《吳子·司馬法》，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38頁。）

可見，禮具有真正的普世性，可以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兼而用之。魏文侯之子，魏武侯曾向吳起請教使陣必定、守必固、戰必勝的方法，吳起認為做到這一點易如反掌，只要國內上下禮義確立就可以了，具體包括賢、不肖之位；官、民之位；君、民之位。《吳子·圖國第一》：“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所以吳起強調“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文德不僅用於本國，也包括敵國平民在內的天下人。他指出，敵人城邑被攻破後，只需進駐它的官府，任用原來的官吏，沒收其器材物資。軍隊所到之處，不准砍伐樹木、毀壞房屋、擅取糧食、宰殺牲畜、焚燒倉庫，以表明對民眾無殘暴之心。對於請降者要安撫他們。《吳子·應變第五》：“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禦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這與《逸周書·大明武》最後一節所說的“大夷”中心思想近乎一致。可見春秋以前“武”的觀念與兵學思想並無本質區別，二者都源於三代軍禮。普世的禮義是軍禮的核心，當然也是治國治軍的基礎。

經文：

應天順時，時有寒暑風雨饑疾，民乃不處，移散不取，農乃商賈。委以淫樂，賂以美女，主人若杖，□至城下。高堙臨內，日夜不解，方陣並功，云何能禦。雖易必敬，是謂明武。

城高難平，湮之以土，開以走路，俄傳器櫓。因風行火，障水水下。老弱單處，其謀乃離。既克和服，使眾咸宜，惠用元元，文誨其寡，旁隧外權，墮城湮溪，竟其金革，是謂大夷。

語譯：

發動戰事要上遵天命，下合天時。當敵國寒暑失常風雨不調，導致饑荒疾疫流行，就是征伐的合適時機——敵國民眾生活難以為繼，離散逃亡又得不到安置，安土重遷的農民就會像商人一樣漂泊四方。此時，先向敵國傳播靡靡之音以敗壞政風，賄賂美女以迷惑君臣，待其文官武將頹惰自甘後再兵臨城下發動攻擊。構築高丘俯視城內，日夜不懈，雙陣齊攻，敵方如何能抵擋？戰場無小事，即便可以輕鬆獲勝，也要謹慎小心全力以赴，這才叫懂得用武之道。

敵方城牆高不可攀，就積土成山開闢戰道。給敵人留下出逃缺口，迅速用攻城器械展開進攻。或借助風勢而用火燒，或攔河蓄水而用水灌。敵方只剩下老弱殘兵，說明其大勢已去敗局已定。贏得敵國的求和與歸服後，要安置好軍民大眾，善待無辜百姓，約法三章安撫教化，接管該國的軍政大權，拆毀其城牆，填平其護城河，收繳其兵器，這樣才叫平定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