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經濟科技實力的飛速發展相比，中國人文學界並沒有走出百年前的學術框架。除了少數專業講“壞”美國故事的狹隘民族主義者，絕大多數知識份子依舊堅持“兩個凡是”——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凡是中國的都是不好的。在“西是中非”的前提下，任意歪曲拆解宇宙人生、內養外用相統一中華學術，走“以西釋中”的學術路線。他們自以為繁榮中國學術，實則將中國本土學術異化，掏空我們的意義世界，甘做西方的精神附庸。

“以西釋中”的學術範式百多年前由胡適提出，所以我們稱之為“胡適陷阱”。

如何走出“胡適陷阱”，構建中國學術的主體性，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呢？

筆者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針鋒相對。胡適先生如何將我們帶入“以西釋中”陷阱的，我們就原路返回，找到回歸我們精神家園的路。

早在1919年，胡適就在當年12月的《新青年》上撰文闡述“以西釋中”學術範式，題目叫《新思潮的意義》。他提到“以西釋中”的十六字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錨定了過去百年中國學術的基本路線。

一、從評判態度到敬重態度

如果說十六字決是建立新文化的方法，那麼胡適最根本的還是對待中國古典文化的心態——“評判的態度”，表面上他學習尼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實質是要否定中國固有的一切價值。他寫道：“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1】

現代生物學的研究表明，人除了是生物物種，還是文化物種，人類是“文化-遺傳共同演進”的結果。相對于個人的智慧，集體智慧在文明演化中更為重要，人類一直通過維繫文化共同體、傳承集體智慧防止文明衰退。哈佛大學人類進化生物學系教授約瑟夫•亨裡奇（Joseph Henrich）寫道：“人類取得成功的秘密不在於個人智慧，而在於所在群體的集體智慧。集體智慧是綜合了我們的文化與社會性質後共同形成的，在文化上表現為我們從別人那裡學來的東西；在社會性質上則表現為我們在正確的規範下，生活在互相交往的大群體之中。從狩獵採集者使用的獨木舟、複合弓，到現代社會的抗生素及飛機等，這些人類特有的驚人事物並不是憑藉個人之力就能完成的，而是在相互間的思維交流及數代人的努力下依靠想法、實踐、意外的發現與偶然的體會的交流與結合下才成為可能……為什麼一個規模較小的社會在突然受到隔離後，他們的技術水準與文化知識開始逐漸衰退。你會看到相比于智力而言，人類的創新更多地取決於社會屬性，而我們一直以來所面臨的挑戰都是關於如何防止社會的分裂以及社會關係網的消解。”【2】

但胡適卻告訴我們，針對習俗相傳形成的制度風俗、古代傳誦下來的聖賢教訓、公認的行為與信仰等等，不要繼承這些集體智慧，而要懷疑和評判它們。他忘記了，無論東西方，上述智慧傳承都是其文明存活的根基，可以發展它們，但不能將之連根拔起——胡適這種“評判的態度”與人類演化規律背道而馳。在此意義上，他既是反文明的，更是反動的。西方殖民者對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或推行種族滅絕，或推行文化滅絕，胡適的“評判態度”其實是配合殖民者對中國進行文化滅絕。

我們對傳統觀念和學術體系應該採取人類普遍的尊敬態度。所以孔子才說君子要“畏聖人之言”。從評判態度到敬重態度，是擺脫胡適陷阱的起點。不再滿懷敬意地賡續傳統，就背離了復興中華傳統文化、返本開新的初心——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將成為水中月鏡中花。

二、從輸入學理到貫通經子

胡適“以西釋中”十六字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是手段。這裡的“問題”指需要“懷疑評判”的中國固有風俗制度。

在西方強勢文明的大舉入侵之下，諸多學人對中國本土文化和學術完全喪失了信心，在他們眼中，中國固有的一切似乎都成了問題，需要糾正之，解決之。胡適寫道：“為什麼要研究問題呢？因為我們的社會現在正當根本動搖的時候，有許多風俗制度，向來不發生問題的，現在因為不能適應時勢的需要，不能使人滿意，都漸漸的變成困難的問題，不能不徹底研究，不能不考問舊日的解決法是否錯誤；如果錯了，錯在什麼地方；錯誤尋出了，可有什麼更好的解決方法；有什麼方法可以適應現時的要求。”【3】胡適所謂的“動搖”、“困難”背後是西方列強及其代理人在國民革命和人民革命大潮下的“動搖”和“困難”，“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不過想建設符合西方列強利益的文化而已。

研究問題是評判態度的具體化，那麼他又如何解決問題呢？就是輸入西方學理，用西方學術概念、學術範式來解決中國的“問題”——一句話，只有西方學術能夠救中國！即便中國古典文化本身（國故），也全賴西方學術的拯救。因為在胡適時代，中國內聖外王一以貫之的學術體系（道術）已“為天下裂”，所以胡適“整理國故”才要“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4】

胡適“整理國故”的學術路線是“胡整國故”，他將經學史學化了，將中國古典政治學（黃老道家、法家）、中國古典邏輯學（名家）等諸子百家哲學化了，其他如中醫之類也要用西方醫學評判。結果是中國古典學術體系整體沉淪。

我們要做的，就是結束胡適盲目輸入西方學理的錯誤學術路線，貫通經子，找到中國學術修己治人的內在理路，讓世人看到這一高度發展、高度集成、高度圓融的人類文明成就峰巔——這也是過去二十年來，我們發揚孔門四科，努力前進的方向。

三、從以西釋中到中西互鑒

或許出於“政治正確”或“為尊者諱”的原因，一些學者將胡適“評判的態度”解釋為科學的懷疑精神，將其全盤西化思想解釋為“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現代化”。

這是不對的。胡適學術路線就是全面否定中學，全面引入西學，這裡的全面是“儘量”和“用全力”的意思。

胡適用典型的二元對立思維看待中西學術。他說：“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為什麼要反對調和呢？因為評判的態度只認得一個是與不是，一個好與不好，一個適與不適——不認得什麼古今中外的調和。調和是社會的一種天然趨勢。”【5】

1935年，胡適評論全盤西化論代表陳序經的文章，對陳將自己列入“折衷派”大為不滿，他宣言：“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現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若我們自命做領袖的人也空談折衷選擇，結果只有抱殘守闕而已。”【6】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全盤西化，以西方學術解析中國學術和現實的結果不是“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而是中國本土學術體系的全面肢解，本土人文價值的大量流失。即使在當代國學研究中，胡適“以西釋中”的路線仍佔據主流，學人對如何擺脫胡適陷阱盡乎不能自拔——儘管也有人指出，經學不是西方史學，《詩經》不是西式文學，儒家不是哲學……

我們只有貫通經子，復興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用中國文化的內在理路解釋經學和經典，方能實現真正的文明互鑒——要知道，從西方一人一票民主的立場上看中國是“不民主”，但從中國“建中立極”的立場上看西方則註定走向社會分裂；西方世界史以“現代性”為指南，而中國人的世界史（《春秋》）則重禮義王道、人的覺醒和政治共同體的複雜化；西方人的宇宙觀強調“帝在道先”、“神為民主”，中國人的宇宙觀則強調“道在帝先”、“民為神主”……

鑒於胡適學術路線鎖定了學者們的研究路徑和方法，破除“兩個凡是”，擺脫胡適陷阱肯定“道阻且長”。我們需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踐行返本開新、中西互鑒——無論付出怎樣的代價都要這樣做，我們沒有選擇！因為錯誤的學術路線再怎麼長袖善舞，只會離中國學術的主體性、獨立性越來越遠……

注釋：

【1】【3】【4】【5】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約瑟夫•亨裡奇:《人類成功統治地球的秘密》，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第8頁。

【6】胡適：《編輯後記》，收入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中國的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論爭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