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老師好：

因為過去一周我都在甘肅考察史前文化，所以今天才坐下來細讀您對拙文《走出胡適——警惕“軟埋”中國文化現象》的評論。

沒想到這篇文章引起那麼強烈的反響。基本態勢是左、右派學界人士反對，基層幹部、普通民眾贊同，一位四川幹部甚至將文章列印分送給文化部在當地調研的領導；右派學人，除了說我抱殘守缺，還說不應“否定胡適自由民主思想”，要學會寬容。其實我所批判的，是胡適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以及否定中國本土學術體系的錯誤路線，與寬容自由民主思想無涉。

但我不想草草答覆您，深知您的評論是出於對我的愛護。

先說為何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要“懷揣六經走天下”？

過去一百年考古學的進步，使我們對中華文明的形成有了全新認識，這連大禹、司馬遷，乃至一百年前的學人都無法想像。東亞大陸上，過去數萬年來從零星的定居點發展為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政治共同體，經歷了極為複雜的發展過程。

距今6000～5300年前，中華大地上出現了廟底溝、紅山、大汶口、大溪、淩家灘、崧澤等諸多步入複雜社會的文明，可謂“滿天星斗”。但這些文明並沒有明確的中心，儘管從長江到黃河流域，不同族群已有了物質和精神層面的交流，廟底溝人群更是雄居中原，文化輻射地域廣闊。

從5300年前開始，廟底溝文化走向衰落，中原文化隨之衰落。中國整體上呈現東西對立的兩個文化集團，西部有馬家窯文化、東部有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等。這種狀況持續到4300年前。

距今4300年以後，一直到以二裡頭文化為代表夏朝之際，今天意義上大一統的中國才出現，且再也沒有衰落過，綿延至今——這是人類文明的奇跡！

夏朝之後，無論經歷外族入侵，還是內部王朝更替，大一統的中國為何沒有如羅馬帝國一樣煙消雲散呢？因為夏人找到了政治共同體生生不息，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其開國者大禹確立的大一統政治經濟制度和政治教化原則，集中記錄在後世稱為“經”的《尚書•禹貢》和《尚書•洪范》中，並為歷代所遵奉——1912年以前中國人求學入仕都是要讀經的！今天報紙上強調“要在中央，事在四方”觀念，也是來自《尚書•洪范》等篇。

所以數千年來，我們稱自己腳下的土地是“禹跡”，稱自己為“夏”或“華夏”。

您想一想，如果我們放棄經學，不再“懷揣六經走天下”，我們還是中國人嗎？除了《六經》，還有什麼能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最主要黏合劑，使之生生不息於全球大爭的新時代？單靠民國時期興起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肯定不行，因為即使在大敵入侵之下，國民黨政府也沒有在大陸真正完成統一。

您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有目共睹，過去一百年來，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將中國從一盤散沙的狀態凝聚為強大的政治共同體。改革開放前，以人民為中心，階級鬥爭話語體系居主導地位，得到了各個民族的贊同，新疆庫爾班大叔騎著毛驢兒去北京見毛主席，就是個生動的例證。

那麼今天是不是要回到階級鬥爭的話語體系中呢？我想回不去了。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道路才行，將馬克思主義這個新的中華民族共同體黏合劑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老的黏合劑調合在一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如果不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繼續下去，同樣會“死無葬身之地”！

經者，常也，經代表超越時空的普遍、有效真知；經者，精也，經是歷代先賢萃取的中華文化精華，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應該成為學界達成各種共識的前提。如果不要經學，認為“學好數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恐怕還沒走出國門，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了。消解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黏合劑，無論我們看起來多麼強大，都只是14億散沙——試觀今日之學術思想界，簡直人人異說。

從軍事競爭的角度，專注於硬實力的最多只能成為“兵技巧家”（不是墨子那樣的武器製作專家，真正的兵技巧家）。如果我們將兵陰陽家（它有不適應時代的糟粕部分，但仍值得參考）、兵權謀家，以及對人類和平、人類命運共同體十分重要的兵形勢家一併拋棄——這樣，還談什麼“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

我們一定要立足于人類文明互鑒的普遍規律，歷史地看待中國文化與馬列主義的關係。中國文化和馬列主義是相互激發、相互補充、相互豐富的，二者既不能截然對立，也不能互相取代。設想一下，如果我們在和印度文化的交流過程中，全盤接受印度諸宗教而不將重點引入的佛教中國化，或全面拋棄中國文化，那今日之中國還會存在嗎？

想到胡適、蔡元培全盤西化，以西釋中的學術範式，真讓人擔心。這種範式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上，只能將碎片化的中國文化名詞口號化，比附馬克思主義，這樣做不是“美美與共”，而是21世紀的“新八股”、“新玄學”。

您強調變，強調權變，這當然重要。大禹時代經學創制時，怎麼能和孔子整理時，漢宋詮釋時一樣呢？我們整理六經，也強調超越漢宋，超越西學，就是這個原因，因為時代不同了。但也不能忘記，除了“達權”，還要“守經”啊，古人強調“達權”也是為“守經”，因為經代表著從生活方式到政治教化的普遍、正確路線，是常道。

您說“科學技術知識在變，人文知識能不變？”人文知識當然會變！您看天主教到中美洲後就同當地文化結合了，甚至有火供，同歐洲天主教相比簡直面目全非，這不就是變嗎？但人家並沒有拋棄農業時代的《聖經》啊，天主教無論怎麼變化都還要守經。事實上，若《聖經》不要了，連最基本的西學觀念都難以解釋——比如其根深蒂固的性惡論，就同基督教原罪觀念有關。

顯而易見，奠定現代西方文明基礎的觀念多來自農業時代（工業革命18世紀後半葉才開始）。別說《大憲章》和《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是牛頓和亞當•斯密的觀念也產生於農業社會，難道因為生活在資訊時代、人工智慧時代，我們就不學習、應用它們嗎？

這次我在甘肅一個偏遠小城，看到當地新華書店中竟有兩個版本的《國富論》，這本西方經濟學的“聖經”簡直無孔不入。而對於中國古典經濟學輕重術，即使它很好地解決了公私、資幣、政商間的矛盾，是經歷數千年驗證的經濟學“真經”，國人也鮮有問津——這難道不是我們民族的悲劇嗎！

您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毛主席那裡變成氣魄大得多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廢掉了‘體用’之分。”我也不贊成體用之分，甚至寫成文章，主張“中體中用，中西互濟”（參閱2016年我在新法家網站第二次編輯例會上發言《中體中用，中西互濟》，收入《文脈尋根：重新發現中國文化》第二卷，華齡出版社2022年版），因為一個文明有機體內，體用是分不開的。但今天有多少人能夠“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太多人只是“割斷血脈，以西釋中；指鹿為馬，憑空虛造”，這極大阻礙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在這次甘肅臨夏州的學術會上，我遇到兩位專家，一位是研究羌族的人類學家，一位是研究先秦文學的大學老師。這位人類學家明明知道著名的《羌戈大戰》不是西方那種基於神話的史詩，而是羌人現實社會生活中念誦的《吆豬經》，但還是要用史詩解釋它，還取了個西方人好懂的名字《羌戈大戰》；那位學先秦文學的老師明明知道《詩經》不是西方那種表達個人情感的文學，而是中國人長期堅持的“意識形態”，但還是要將它文學化——這不是指鹿為馬又是什麼？

問題就這樣嚴重，不是我們用“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進步主義”所能概括的。總之，“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我們既要保守，又要創新。還是那句老話，在關係國運興衰的學術路線上，全盤西化、以西釋中是死路，返本開新、守正出新才是正途！

紙短情長，先寫到這裡——回頭再向您彙報，祝一切好！

                        翟玉忠

                                 2023年5月12日星期五

潘維教授評論原文：

整理“六經”，提煉對當今中國和世界有用的思想體系，是好事，是大好事。但成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就未必是好事了。世界文化在劇變之中，因為生產的方式，即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在劇烈變化，因為中美在激烈競爭生存。產生為時代任務服務的文化，是必然的。

人的認識從哪裡來？從實踐中來。時代一直在變，思想怎可能不變？在技術發展中，地球越來越小，世界各地人財物的交流越來越頻繁，思想怎麼可能不相互交流，不相互促進，不在交流中變化？為什麼變？因為現實之變需要思想認識之變。競爭日漸激烈，不進則退。跟不上近代技術和自然及社會科學，我國死無葬身之地。這是“新文化運動”的動力。科學技術知識在變，人文知識能不變？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毛主席那裡變成氣魄大得多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廢掉了“體用”之分。為什麼？因為他堅持：“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僅在十年前還很難想像，中國共產黨會宣稱：自己的初心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使命是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並在世界上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如此，百年黨史僅分帶領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三階段。《憲法》第一條加上這麼句話：“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一切語言文化的生命力在於變，在與時俱進，而不是故步自封。“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堅守原教旨，號稱文化亙古不變，是國之自辱。所以，“三個代表”，第一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第二是代表“先進”文化。近代以來，中華語言文化劇烈變動，正是中華活力的顯現，是我國人民學習能力的出色。

歷史上，漢儒不同于孔學，宋儒不同於漢儒，更有佛教混入成脊骨之一，才有大中華綿延至今。哪國都有文化保守主義，不奇怪。但文化進步主義是站在時代進步一邊的。文化開放包容，讓世界在中國之中，讓中華新文化在世界各地發生共鳴，中國才可能擁有世界。這比“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氣魄大得多。

兩千五百年前，懷揣“六經”，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今，“學好數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兩種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