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今古文篇章合計約24600字，去其重復，約使用1900餘字。某些字在不同時代和文獻中的用字量（現代語言學研究中所謂“字頻”）明顯不同，這與不同時期、不同文獻的具體內容、語法習慣和撰寫風格有關。在文獻長期流傳和古今字體的轉換中會出現少量改字，但不會影響用字量不同的整體情況。我曾專門作過一次檢索和對比分析，檢索範圍是《尚書》和先秦兩漢另外二十餘種參照文獻（《詩經》《逸周書》《周易》《周禮》《國語》《左傳》《論語》《孟子》《荀子》《禮記》《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老子》《列子》《莊子》《鶡冠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春秋繁露》《淮南子》《新書》《說苑》《論衡》《史記》《漢書》等）。

具體步驟是先通過初步判斷選出500餘字，在上述每種文獻中檢索這500餘字中每個字的出現次數，再換算成每個字在每種文獻中的萬字含量，然後在萬字含量的一萬多個數據間進行對比，選出《尚書》與其他參照文獻萬字含量（或多或少）明顯不同的108個字，姑且稱其焉“《尚書》用字量特徵字群”。這108個字多是《尚書》中的常用字，其重復使用數量約占《尚書》 總篇幅三分之一，其中“多字組”（100字）萬字含量比其他參照文獻萬字含量平均多出一倍以上（5:1）,“少字組”（8字）萬字含量比其他參照文獻平均少一倍以上（1:2.9）；在今文篇章和古文篇章之間進行對比，這108個字在二者間的平均萬字含量 基本一致（今文47%:53%古文）。

先說“多字組”情況。比如：

（1）“乃”字，在《尚書》中萬字含量是148字，在參照文獻中萬字含量是26字，在古文和今文篇章之間萬字含量的比例是 142字：150字。

（2）“惟”字，《尚書》萬字含量是263字，參照文獻是2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330字：233字。

（3）“永”字，《尚書》萬字含量是20字，參照文獻是1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24字：19字。

（4）“若”字，《尚書》萬字含量是69字，參照文獻是2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68字：69字。

（5）“厥”字，《尚書》萬字含量是129字，參照文獻是2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157字：117字。

（6）“作”字，《尚書》萬字含量是58字，參照文獻是10字， 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58字：58字。

在兩漢魏晉間文獻中，“多字組”文字（如：疇、誕、怠、孚、厥、緝、克、暨、僉、懋、惟、詢、矧、允、攸、愆、爰等）的出現次數一方面明顯少於《尚書》，另一方面大多出現於前面提到具有明顯 “擬古文風”的書寫場合，其前後文多有“引文”、“用文”現象（或其本身便在引文、用文中）。這裏也有兩種可能， 一是作偽者刻意實現了這種“天衣無縫”的作偽效果；二是今古文篇章都是真文獻，故用字量特徵相同。

為實現這種效果，作偽者（如果真有這麽一個人）在“偽造”古文篇章過程中，每三個字中要考慮一個字的萬字含量，使其出現率同步於今文篇章。為此，他必須對“《尚書》用字量特徵字群”在先秦兩漢文獻中的萬字含量有一個比較凖確的瞭解。我完成上述檢索過程，雖借助電腦的文檔檢索功能（word“替換”），仍然用了三個多月（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極其單調繁瑣。

如果不借助電腦檢索的字數統計功能，完成此過程要對總篇幅幾百萬字的幾十種文獻一絲不苟地閱讀（統計）幾百遍，還要將由此獲得的上萬個數據經過兩步計算（某字在某文獻中的出現次數÷該文獻總字數×10000）轉換為萬字含量。從收集文獻到完成閱讀統計和換算，僅此一項，以一人之力至少要用二十餘年時間。據我所知，“字頻統計”是近代以來語言學研究中比較新穎的方法，隨著電腦的普及逐漸被研究者採用。我國古文獻研究中採用這種方法更晚一些。魏晉之間也就是一千七八百年前那位“作偽者”居然能夠嫺熟使用這項如此晚近的研究方法，這可能嗎？

作偽者最難實現的效果之一，是古文篇章“少字組”文字（行可相則能所之為）的出現率同步於今文篇章。因為，其中一些字在《尚書》中的出現率較高，在參照文獻中的出現率更高，需要在“較高”和“更高”之間拿捏分寸。比如：

（1）“之”字，在《尚書》中的萬字含量是137字，在參照文獻中的萬字含量是367字，在古文和今文篇章之間萬字含量的比例是141字：136字。

（2）“可”字，《尚書》萬字含量13字，參照文獻是4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14字：13字。

（3）“焉”字，《尚書》萬字含量22字，參照文獻是127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24字：21字。

（4）“所”字，《尚書》萬字含量5字，參照文獻是54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5字：5字。

再補進兩個例子：

（1）“者”字，《尚書》萬字含量2字，參照文獻是115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7字：1字。

（2）“也”字，《尚書》萬字含量0字，參照文獻是17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0字：0字。

完成上述凖確的“字頻作偽”要有一個前提條件，也就是在“作偽”之前預先確定“偽書”的篇幅，然後才有條件實施“作偽”過程，還要偽造出“無一字無出處”的效果。實現這様的作偽過程和效果幾乎不可能，故後一種情況的可能性遠高於前者。從古文篇章“多字組”（100字）萬字含量的平均值略高於今文篇章（35字：31字）、“少字組”（8字）萬字含量的平均值略低於今文篇章（31字：33字）的情況看，古文篇章的保存質量應略好於今文篇章。這應是古文篇章行文更加流暢一些的原因之一。

按本書前面已經提到，今文《尚書》中也有一些文從字順的篇章，具體如《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禹貢》《洪範》《呂刑》等，真正“艱澀難曉”的祇有殷盤周誥等十餘篇。也就是說，吳棫、朱熹的“懷疑起點”本身存在邏輯問題，其提出懷疑的推理過程不能成立。

我的基本結論是：“作偽”難度太高，高到不可能實現的程度。從人量文獻的搜集，到引文、用文的查找；從上百個罕見詞語的查尋採用，到文化、制度方面的理解歸納和融會貫通；從搞清先秦兩漢文獻與今文《尚書》之間字頻不同，到“偽造”過程中拼湊引文和“字頻勾兌”。如此這般“偽造”的二十五篇不僅沒有明顯綴輯痕跡，且文采尤富於今文。其工程量之大，非一人一世所能及。其道德文章，是黃鍾大呂，絕世風華。劉勰所謂“義固為經，文亦師矣”（《文心雕龍•才略》），劉知幾所謂“《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史通•鑒識》）。此人是誰？誰能有此移山倒海之力，靈通造化之巧!

（節選自張岩：《審核古文<尚書>案》，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9-33頁；標題為整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