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胡適發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100周年。

1923年北京大學創辦《國學季刊》，胡適執筆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揭開了以西方學術範式“整理國故”的大幕，鎖定了中國當代“以西釋中”的基本學術範式。從此，中國古典學術成為過時的舊物，西方學術的研究對象。

對於《〈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的歷史意義，吳晶、張昭軍總結道：“《〈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佔據重要地位……《宣言》作為‘新國學的研究大綱’（唐德剛整理：《胡適口述自傳》），闡述了國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和方法，開闢了新的方向，引領了學術潮流。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著名學者余英時稱之為建立‘新典範’的宣言書。”【1】

這種“新典範”是災難性的。因為長期接受西方教育的胡適慣於用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看世界，在他眼裏只有西方的東西才是現代的、新的、活的，而中國的東西都是古老的、舊的、死的——中國一切不如人，中國本土學術只配作西方學術的實驗小白鼠，任由西方學術觀察、解剖、重塑。面對推翻帝制後的混亂政局，胡適等學者將中國問題歸因於文化等諸多方面，1930年他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2】

在更深心理層次上，這是一種高度的文化自卑和自我否定，它貫穿胡適的一生。胡適死後第六天，與他有過相當多交往的蔣介石在日記中對胡適有個“蓋棺”之論，值得我們參考：“蓋棺論定：胡適實不失為自由評論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有時亦有正義感與愛國心，惟其太褊狹自私，且崇拜西風，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脫出中國書生與政客之舊習也。”【3】

胡適“整理國故”的方法沿襲百年，成為今日學者研究中國本土學術的基本範式，結果便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被不斷消解，即使我們引入西方優秀文化，也很難同本土文化、本土現實有機結合，因為本土的東西多被肢解了。吳晶、張昭軍反思道：“《宣言》主張把一切‘國故’作為有待考證的史料，客觀上否定了中國學術體系的主體性和合法性，輕視了乃至無視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價值。就此而言，國學研究無異於釜底抽薪，實際上是對中國學術體系的一種解構。”【4】

21世紀的今天，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主體性，首先要“走出胡適”，拋棄胡適那一代人奠定的學術研究範式，將中國本土學術從史學化、哲學化、西學化的錯誤路線中解救出來。

“軟埋”是四川方言，指人死後不用棺木，屍體直接用土掩埋，據說這樣死者將不能轉世，沒有來生——胡適確立的研究範式是“軟理”中國文化，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復興中國學術的可能性。

胡適“軟理”中國文化的第一步是將其史學化。胡適的學術思想是西方化的，但他治學仍踏著清代考據學的老路子，並往下走至極端，拋棄我們垂範千載的經義，將傳統文化中的一切都史學化了。這就是他所說的“專史式整理”：“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為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著這一個大方向走。”【5】

“專史式整理”首當其衝的就是我們的大經大法——經學。

六經出自夏商周三代的禮法制度、歷史檔案，後經孔子精心編定，成為兩千多年來中華政教的基本範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根本價值。胡適“胡解”清代學者章學誠的“六經皆史”，將中華文明之魂六經硬說成僵死的史料，提出了“六經皆史料”的觀點。章氏本義是六經皆有歷史事實依據，故能施之於政治現實。而胡適的“六經皆史料”等於判了六經的死刑。錢穆先生在1937年初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章氏‘六經皆史’之說，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近人誤會‘六經皆史’之旨，遂謂‘流水賬簿盡是史料’。嗚呼！此豈章氏之旨哉！”【6】

近百年後，胡適用史學方法研究本土學術範式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批判。清華大學陳壁生教授激憤地寫道：“中國傳統學術本一有本有末，有源有流，有根基有枝葉的生命體，到了章太炎，傳統的‘以經為綱’轉化成‘以史為本’，而到了胡適，更進一步將‘史’視為‘史料’。章太炎的‘以史為本’，史是一個活潑的生命體，而史一旦變為史料，則成為一堆雜亂無章的‘材料’。胡適之所以要‘整理國故’，就是要整理這堆材料。用‘材料’的眼光看待傳統，就像走進一座古廟宇，只看到可以重新利用的磚頭和木塊。拿起一本宋版書，只看到可以重新回爐造紙的原漿。”【7】

光將中國本土學術製成“史料”木乃伊還不夠。經學出自於歷史檔案，較容易將之消解為史料。但經學衍生出的諸子百家就不一樣了，它們顯然不是史料，有太多超越時空的思想性，如何消解它們呢？

胡適從西方引入哲學，用西式思辨哲學將從政治經濟到修養身心的諸子百家解構。胡適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的博士論文《中國哲學史大綱》（原題《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奠定了所謂“中國哲學”的基礎。因為有史學化的大前提，所以今天大多數學者所寫的仍然不過是“哲學史”。

《中國哲學史大綱》忽略了中國人文社科的根——經學，從老子、孔子講起，一直到孔門弟子，墨子、楊朱、孟子、荀子；要知道，在中國古典學術體系中，（黃老）道家是“君人南面之術”，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體，但在胡適那裏，卻成了哲學！儒家主教化，其社會功用更似西方宗教，也同樣被說成哲學。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方朝暉教授甚至認為“儒家學說被稱為哲學是一種歷史錯覺的產物”。【8】中華文化的核心，以經學和諸子百家為代表的中華政教體系就這樣隱沒於哲學史的暗夜中！

這種削足適履、以虛化實的研究方法，就是中國本土學術的哲學化。馮友蘭1928年到清華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期間所寫的《中國哲學史》，被學界稱為“第一部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這本書是中國本土學術西方哲學化的代表作。馮氏並不避諱這一點，他說：“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9】

因為民國學人的一般觀點是：至清末中國本土學術已成一團腐朽不堪的亂麻，只有經過西方學術系統的整理，才能拯救它。1918年北大校長蔡元培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作序，認為胡適既留學西洋學過西方哲學，又通漢學，所以才能“以西釋中”，寫出中國古代哲學史來，他說：“中國古代學術從來沒有編成系統的記載。《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記述。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10】民國時期，國人已經對中華文化高度圓融高度發展，修己治人內外一貫的知識體系近乎一無所知！

史學和西方哲學遠不能容納博大精深的中國本土學術，於是知識界花了百年功夫將其進一步西學化。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按西方學術範式擬定了十個科目，企圖將整個中國學術體系肢解，分別裝入西方學術科目的各個大口袋。他分科的根本特徵是“有史無學”，具體內容如下：

（一）民族史

（二）語言文字史

（三）經濟史

（四）政治史

（五）國際交通史

（六）思想學術史

（七）宗教史

（八）文藝史

（九）風俗史

（十）制度史

以進一步肢解經學為例，蔡元培的方案具有代表性。1938年，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一文中回憶：“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11】蔡元培說得很清楚：“整理”經學是為了廢止經學、消滅經學。

問題是，中國經學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政治經濟和社會教化的中國模式，西方史學、文學、哲學根本不能涵蓋它。1940年代蒙文通先生寫道：“由秦漢至明清，經學為中國民族無上之法典……自清末改制以來，昔學校之經學一科遂分裂而入於數科，以《易》入哲學，《詩》入文學，《尚書》《春秋》《禮》入史學，原本宏偉獨特之經學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學術之分類衡量中國學術，而不顧經學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其實，經學即是經學，本自為一整體，自有其對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為後來文化之指導者也。”【12】

中國本土學術體系的史學化、哲學化、西學化，終極目的還是“以西釋中”。這導致中國四五千年學術傳統的人為中斷，中國人文價值體系的體制性消解，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成為西方學術殖民地——文化“軟埋”如此可悲！可怕！可恨！

世界史上的大型複雜原生文明，只有中國本土學術綿延不絕傳承至今，它是人類文化的長明燈！不幸的是，經過胡適及現代學人持續百年的“整理國故”，已到了“若存若亡”的危險境地。今天，我們只有走出胡適確立的“以西釋中”學術範式，才能結束“以西滅中”的殘酷現實，復興本土學術，在不失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吸收其他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返本開新，走向人類智慧的星辰大海……

我們期待著，我們努力著，我們前進著！

注釋：

【1】吳晶、張昭軍：《〈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國學只是國故學》，載2014年11月27日《團結報》第七版。

【2】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集》卷五，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515頁。

【3】1962年3月2日蔣介石日記，轉引自李宗陶:《胡適此生粘著“自由”行》，載《南方人物週刊》2012年第9期。

【4】吳晶、張昭軍：《〈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國學只是國故學》，載2014年11月27日《團結報》第七版。

【5】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文集》卷三，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頁。

【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433頁。

【7】陳壁生：《經學的瓦解》，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頁。

【8】方朝暉：《中學與西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頁。

【9】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三松堂全集》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頁。

【10】蔡元培：《中國哲學史大綱序》，收入北大元培學院編《大學教育》，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

【11】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收入《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93頁。

【12】蒙文通：《論經學遺稿三篇》，收入作者《經學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