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胡適深入清人訓詁考據之學，而拋棄經學中華文明法典、先王大道的性質，硬將章學誠“六經皆史”說成“六經皆史料”，數典忘祖，誤導國人，遺毒至今。錢穆1937年初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此已有明辯——本文選自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出版，第499-502頁），原題《章實齋•學術述要•經學與史學》。

浙西講經學，浙東重史學，實齋《文史通義》唱“六經皆史”之說，蓋所以救當時經學家以訓詁考核求道之流弊。其所謂“史”者，詳見於《通義》內篇卷五之《史釋篇》：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禦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天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存先王之道也。

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學者崇奉六經，以為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鬬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跡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言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求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義者也。

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于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故曰：

六經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於空言。（易教上）

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經解上）

此為實齋“六經皆史”論之要旨。苟明《六經》皆史之意，則求道者不當舍當身事物、人倫日用，以尋之訓詁考訂，而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斷可知矣。（實齋稍後，亦以游幕著者有安吳包世臣慎伯，初客朱竹君皖署，適實齋初刻《文史通義》之翌年也。嘉慶辛酉，成《說儲》上、下篇，是歲實齋卒。說儲主改書吏名為“史”，謂：“史者，所以繕行文移，檢校簿書，習土而明風俗，近民而究情偽。漢、魏以前，皆出身辟舉，傑才間出，每至公卿。唐、宋以還，屏為流外，絕進身之望，去代耕之祿；然而居其地者以長子孫，故紳無世家，官無世職，而胥吏承襲，徧及天下，惟獄為市，弊極於今。”因主命級賦祿，敦選士人，精考課績。繼此論吏弊最著者，有魯一同通甫《類稿》之吏胥論。晚清論治及吏弊者多矣，其說始于包，而包主改吏為史，通公卿、吏胥而一之，其說蓋得之章也。章氏六經皆史之論，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李恕穀，後有包慎伯、周保緒、魏默深，與實齋皆以遊幕而主經世。其大膽為朝廷改制者，則始于包氏之《說儲》。時文網尚密，故書未刊佈。經生竊其說治經，乃有公羊改制之論。龔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為文，固時襲實齋之緒餘者。公羊今文之說，其實與六經皆史之意相通流，則實齋論學，影響於當時者不為不深宏矣。近人誤會“六經皆史”之旨，遂謂“流水帳簿盡是史料”。嗚呼！此豈章氏之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