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墨子》引《書》看“偽古文《尚書》”不偽

作者: 鄭傑文   發布時間: 2023-04-09

摘要:《墨子》引《尚書》文計40則,通過其與今文《尚書》、孔壁古文《尚書》、漢代新出“百兩《尚書》”、東晉梅賾古文《尚書》等《尚書》傳本的比較可見,墨家所傳《尚書》有獨自的選本系統,而且這一選本系統與儒家選本系統同樣具有篇數按年代遞加的合理性,即與戰國所傳《尚書》篇數的現實比例相合。由《墨子》引《尚書》我們還可看到:流傳至今的伏生今文《尚書》確為戰國古本;孔壁古文《尚書》僅是戰國所傳多種《尚書》選本中一種流傳很不廣的思孟學派的選本;梅賾古文《尚書》不但與《墨子》之《尚書》引文不同,而且與16種先秦文籍中163次《尚書》引文也不同,所以“梅賾抄襲前世古籍中《尚書》引文而偽造古文《尚書》”的傳統觀點應重新研究;或許梅賾古文《尚書》是一個民間所傳古文《尚書》的真實傳本。

墨家宣導效法古代聖王以施政,故《墨子》中保存了諸多載錄古代聖王言行的典籍片斷,《尚書》(戰國時期多稱《書》)便是這諸多典籍中的一種。現存最早的《尚書》版本為漢代傳本,主要有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兩個系統,西漢成帝年間還出現過“百兩《尚書》”;至東晉時,又出現過流傳至今的梅賾古文《尚書》。以下我們主要依據《尚書》這四大版本系統的篇目或內容,還有《墨子》所引“逸《書》”文句,來考察墨家與戰國時期所傳《尚書》的關係,並兼及梅賾古文《尚書》的真偽問題。

一、《墨子》引《書》與漢代今文、古文《尚書》之比較

漢初開書禁,濟南伏生首傳今文《尚書》29篇,後散失1篇。《墨子》引《尚書》可與今傳伏生今文《尚書》28篇比對者如下。

(1)《兼愛中》:“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注後之邸,池之竇,灑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幹、越與南夷之民。”(《墨子間詁》99—102)【1】劉起釪曰:“諸語與《禹貢》內容同。”【2】今案:此所引內容與今文《禹貢》所述【3】類似,而文句和結構順序則與今文《禹貢》有異。

(2)《明鬼下》:“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於右,若不共命,禦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217—218)劉起釪曰:“實即《甘誓》全文,文句略有出入。”【4】今案:此引與今文《甘誓》相較,內容相似而文句多有差異:《墨子》“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今文《甘誓》作“乃召六卿”;《墨子》“有扈氏威侮五行”前僅一“曰”字,而今文《甘誓》作“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墨子》“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今文《甘誓》脫;《墨子》“左不共于左”下,今文《甘誓》有“汝不恭命”四字;其他還有“若”作“汝”、“共”作“恭”等文字通假等差別【5】。

(3)《尚同中》:“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76—77)此引與今文《呂刑》相較語詞差別較大:《墨子》“苗民否用練”之“練”今文《呂刑》作“靈”,“折”作“制”,“殺”作“虐”【6】,清儒多以通假解之。(76)

(4)《尚賢中》:“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群後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後,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後成功,維假於民。”(56—57)此引與今文《呂刑》在較大差異者為:《墨子》“有辭有苗”,文《呂刑》作“鰥寡有辭于苗”;《墨子》曰“群後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今文《呂刑》無;其他還有“名”作“命”、“哲”作“折”等文字通假類差別【7】。

(5)《尚賢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盤盂,傳以遺後世子孫。于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士,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62—63)此引與今文《呂刑》相較,既有《墨子》“國”今文《呂刑》作“邦”、“女”作“爾”、“哲”作“折”等文字通假類差別,又有《墨子》“有士”今文《呂刑》作“有土”、“訟刑”作“詳刑”等字形相似而導致的差別【8】。

另外,劉起釪考《墨子》之《尚同上》及《尚同中》“上同而不下比者”、“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諸句,及《尚同下》“若苟義不同者,有黨”句,“即襲用《洪範》‘人無有比德,惟王作極’,‘無偏無黨’及‘庶征’中風雨之咎等”【9】;又考“《兼愛下》引《周詩》‘王道蕩蕩’……屬《洪範》”【10】。但《墨子》這些引文,既不標明出自“先王之《書》”,而兩相比較字句差異又頗大,故其所用或為當時通用語,今暫不做引用《尚書》計。

魯恭王懷孔子宅,出古文《尚書》。孔安國將其與伏生今文《尚書》對讀,多出十余篇,劉歆請立古文《尚書》時曰“十六篇”(見《漢書•楚元王傳》錄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因而被稱為“逸《書》十六篇”。《墨子》所引《尚書》文無可與此比對者。

由以上《墨子》引《尚書》與今文、古文《尚書》比較可見:

(一)墨子所引可與今文《尚書》比對者有如上5節。兩相比較,有的既有字詞差別,也有文句差別,更有語序和結構差別,但內容卻相似,如第(1)節。這類情況是由春秋末至戰國時期的典籍傳授形式所造成的。由《論語•衛靈公》所記“子張問行”,聽孔子教誨後馬上“書諸紳”。【11】,《漢書•藝文志》所言“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12】虛言。孔子應答弟子、時人所問之語中亦涉及諸多《詩》、《書》語句。墨子起初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與孔子後學一同“接聞于夫子之語”而記之;其各自所記《詩》、《書》諸語有異,但內容相似,因而使得墨子所傳《書》與儒家所傳《書》的版本有大大小小的差異。

(二)《墨子》所引可與今文《尚書》比對之句節中,有的既有不少字詞差別,又有語句差別,或《墨子》所引多出一句而今文《尚書》無,或某些語句今文《尚書》較繁而《墨子》所引至簡,如第(2)節。這可能是《墨子》所引本與今文《尚書》的祖本在流傳中,各自竄衍訛脫所造成的。戰國時期,由於各家各派各系之遭際不同,各家各派各系對前代思想以及承載此類思想之典籍的態度不同,因而各家各派各系所傳典籍之命運也大不相同。珍視前代典籍者則視若生命,倍加珍惜,所傳典籍則較少竄衍訛脫;反之則甚。

(三)《墨子》所引可與今文《尚書》比對之句節中,有的僅有字詞差別,如上引(3)(4)(5)節。這些字詞差別,有的是因墨子在“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與其他的孔門後學在錄記師傳時,各以同音字或近音字所記形成的,即由文字通假而造成的;有的是由於字形相似,而由後世古籍整理者在“隸定”時造成;還有的是因避違而引起的,如第(5)節《墨子•尚賢下》“有國有士”之“國”今文《呂刑》作“邦”,或為漢代之《墨子》整理者(如劉向等)避劉邦諱改,猶如《詩經》之“國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之《詩作》即作“邦風”【13】

(四)古文《尚書》之“逸《書》十六篇”,《墨子》未見引用。又據劉起釪統計,先秦可靠文籍20種中,引用《尚書》之“逸《書》十六篇”者僅《孟子》、《禮記》、《逸周書》3種,3種書中僅引用8次,其中《孟子》5次、《禮記》2次、《逸周書》1次;而今文《尚書》,有18種可靠先秦文籍曾予引用,且引用次數高達115次,其中《孟子》12次、《禮記》20次、《逸周書》5次【14】。由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含《尚書》之“逸《書》十六篇”在內的出於孔壁中的古文《尚書》,僅是戰國時所傳《尚書》中流傳很不廣的一種選本,它僅為思孟學派所保存;因其流傳不廣,故孟子等出於論戰辯難需要,也較少引用它。而它卻作為孔子家傳本的一種,被藏于孔壁中而流傳到漢代。《荀子•非十二子》載荀子批思孟學派所說的“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其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或許就包括此一情況。

二、《墨子》引《書》與新出“百兩《尚書》”篇目及今傳《泰誓》之比較

據王充《論衡•佚文》以及《漢書•儒林傳》等,西漢成帝年間還出現過東萊張霸所上“佚《尚書》百篇”,各篇並有託名孔子的《序》,後來《序》被編為兩篇,故合稱為“百兩《尚書》”。然“成帝出秘《尚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15】故被考定為張霸偽造而廢止,但其《書序》卻在學界流傳起來,由馬融、鄭玄為之注,孔穎達《尚書(堯典序)正義》中保存其篇目至今。其篇目中包括伏生今文《尚書》28篇但析成31篇,包括“逸《書》十六篇”但析成24篇,它們與《墨子》引《書》的比對已見上述;餘45篇之篇目見於《墨子》稱引者計2篇11次,其具體情況如下。

(1)《非命上》:“《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246)而今傳梅賾古文《尚書》之《仲虺之誥》則有“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繁有徒。”【16】雖然語詞和文句有異,但仍可看出二者間的聯繫。

(2)《非命中》:“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作之。”(250)此與第(1)則所引梅賾古文《尚書》之《仲虺之告》語基本相同。

(3)《非命下》:“《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255)【17】於下,帝式是增,用爽闕師。’……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255)此亦與第(1)(2)則所引梅賾古文《尚書》之《仲虺之告》語基本相同。

(4)《尚同下》:“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于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88)今傳《泰誓》三篇無可與此比對者。

(5)《兼愛中》:“‘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於西土。’……此文王之事。”(102—103)此雖不言出自《泰誓》,然與《兼愛下》之引文比對,當出自《泰誓》。今傳《泰誓下》有曰:“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於西土。”【18】文句不同,但文義可作比對。

(6)《兼愛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111)此引與(5)所引基本相同。

(7)《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 (fěi)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186—187)“天下”二字,畢沅曰“疑衍”。(187)今傳《泰誓上》有曰:“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於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悔。”【19】相比句數有異,但文義可作比對,可尋繹出兩者間的聯繫。

(8)《非命上》:“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棄之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246—247)此引與(7)所引基本相同。

(9)《非命中》:“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下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武王以《太誓》非之。”(250—251)此引與(7)(8)所引基本相同。

(10)《非命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20】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鑒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255—256)今傳《泰誓中》有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21】兩相比較,有相似或相同的語句,可尋繹出兩者間的聯繫。

(11)《非命下》:“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256)【22】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256)今傳《泰誓》三篇無可與此比對者。

“百兩《尚書》”中除伏生今文《尚書》與“逸《書》十六篇”以外的45篇篇目,《墨子》中僅出現《仲虺之誥》與《太誓》2種。劉起釪總結前人成果而論定:今傳《尚書》中,除今文《尚書》之外的包括《仲虺之誥》等在內的所謂“古文《尚書》”,是東晉梅賾從“《書序》百篇中採取”“篇題”,“再從當時所傳歷史文獻中搜集一些文句,以剿襲方式拼湊成”的。【23】真如此,那麼梅頤應當從當時還在流傳的《墨子》中“剿襲”文句而“拼湊”《仲虺之誥》等,便不會出現上述《墨子》所引與《仲虺之誥》今傳文字不合的問題。所以劉起釪等人的這種說法是否合乎實際,應再予研究。這裡我們就以上所引梅頤古文《尚書》之《仲虺之誥》和所收《太誓》與《墨子》的比較,來研究梅賾古文《尚書》是否曾從《墨子》中“剿襲”文句。

在《墨子》中,《仲虺之誥》出現3次,為同一引文,其文意可與梅賾古文《尚書》之《仲虺之誥》比對。《墨子》所引《仲虺之誥》共5句,其中“布命于下”、“龔喪厥師”2句,與梅賾古文《尚書》之《仲虺之誥》“以布命於下”、“用爽厥師”基本相同;其中“人矯天命”和“帝伐之惡”2句,分別與今傳偽“古文《尚書》”之《仲虺之誥》“矯誣上天”和“帝用不臧,式商受命”有意義上的聯繫。這些基本相同的或者有意義關聯的文句,證明了先秦所傳《尚書》中確有《仲虺之誥》存在、確有此一類語義的內容在流傳。但《墨子》所引“我聞於夏”或者“我聞有夏”句,又為今傳枚賾“古文《尚書》”之《仲虺之誥》所無,這說明今傳枚賾“古文《尚書》”之《仲虺之誥》,沒有從流傳的《墨子》中“剿襲”文句。

在《墨子》中,《太誓》出現8次,其中6次可與今傳《泰誓》比對,2次所引為今傳《泰誓》所無。先秦《尚書》中的《太誓》篇,原在伏生壁中已經斷爛。其後所傳之《太誓》,馬融在《書序》中舉5例、劉起釪在《尚書學史》中舉23例,而斷定“今文《太誓》是漢代偽造的”。【24】釪又說,因《太誓》被馬融定為偽篇,故梅頤又重新收集當時所流傳的先秦資料造作了《泰誓》三篇。【25】《墨子》中可與今傳《泰誓》比對的文句,說明著先秦所傳《太誓》中確有此一類語義的內容與今傳《泰誓》同,今傳《泰誓》自有保存部分失傳先秦典籍的文獻價值。而《墨子》所引那些為今傳《泰誓》所無的文句,說明梅賾古文《尚書》之《泰誓》並沒有從《墨子》中“剿襲”文句。

另外,劉起釪考“先秦時《太誓》有散文、韻文二本,皆武王伐紂之詞,很可能散文本為伐紂動員誓師之詞,韻文本為伐紂勝利誓眾紀功之詞”。【26】《墨子》所引《太誓》8句,除上引第(11)句難確定內容外,上引第(4)至(9)為散文,第(10)句為韻文。《墨子》所引,也同樣證明著先秦時《太誓》有散文、韻文二本在流傳。

三、《墨子》引《書》與梅賾古文《尚書》之比較

《墨子》所引《尚書》文句,尚有24節不見於上述漢代“今文《尚書》二十八篇”系統、“古文《尚書》”系統、今傳《泰誓》以及“百兩《尚書》”篇目,但其中5節可與東晉梅賾古文《尚書》作比對。

劉起釪認為:今傳託名孔安國注的古文《尚書》即東晉梅賾偽造的古文《尚書》,共計58篇,含“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但析成33篇,又新造《泰誓》3篇及其餘22篇(計18個篇題,因《太甲》為3篇、《說命》為3篇);劉起釪又說:“十八個篇題顯系全部從《書序》百篇中採取,再從當時所傳先秦歷史文獻中搜集一些文句,以剿襲方式拼湊成二十二篇。”【27】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通過其與《墨子》引《書》的具體比對來看這一問題。

(1)《兼愛下》:“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主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112—113)此引《湯說》與梅賾古文《湯誥》所雲“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後……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28】相對比,有諸多相似的文句,說明著兩者不當毫無關係。但《墨子》引《湯說》“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來看,此當為天旱祈雨所作,而梅賾古文《湯誥》卻分明是向天下民人解釋“革夏命”的原因,這是應當注意區別的。

(2)《尚賢中》:“《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51—52)梅賾古文《湯誥》有“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之句【29】,與《墨子》此引之前兩句相似。劉起釪曰《殷本紀》所載《湯誥》並無此數句,知此非《湯誥》逸文,實為墨家所傳另一《湯誓》”【30】,可備一說。

(3)《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77)此引與梅賾古文《大禹謨》載舜曰“惟口出好興戎”同【31】。

(4)《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太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103—104)此引“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句,與梅賾古文《武成》之“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句【32】相似;《墨子》此引“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諸句,與梅賾古文《武成》之“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33】諸句相似;《墨子》此引“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與梅賾古文《泰誓中》之“雖有周親,不如仁人”【34】基本相同;《墨子》此引“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與梅賾古文《泰誓中》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35】相似。

(5)《非樂上》:“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234—235)梅賾古文《伊訓》之“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句【36】,與此引相近。

由以上5節《墨子》引《書》與梅賾古文《尚書》的比較可見:

(一)《墨子》引《書》與梅賾古文《尚書》的最大不同,在於《墨子》所引《尚書》的此篇文句,出現于梅賾古文《尚書》的另一篇文章中,如上引第(3)句、第(4)句、第(5)句。而與此類似的問題是,有的《墨子》引《書》文句與梅賾古文《尚書》文句相似,但用途不同,如第(1)句《墨子》引《湯說》與梅賾古文《湯誥》兩段文句,一則用於“禱旱”,一則用於解釋“革夏命”。這兩種現象形成的原因何在?正如劉國鈞先生所言,由於先秦書工具的發展階段的限制,無論是商湯時也好,還是周武王時也好,都無記錄繁雜文字的條件【37】,那麼《尚書》所引商湯、周武王的言辭當系口耳相傳相當長一段時間後,才為後世人記錄下來。

這些被不斷記錄的先王言辭,由孔子及弟子整理成儒家傳承的《尚書》,其中有的版本系統可能在民間流傳而為東晉梅賾所見。而在孔子及弟子同時或稍後,其他諸子派別也在整理和引用這些前世文獻,因而形成了不同版本、不同內容、不同流傳系統的眾多的前世帝王誥語、訓詞等的流傳,故有以上所引這種相同文句而被用於不同流傳篇章的情況。

(二) 以上《墨子》所引《尚書》內容,有的同時見於先秦其他書所引。如第(1)句湯天旱祈雨的內容,同時見於《呂氏春秋•順民》,其曰:“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38】《國語•周語上》亦曰:“《湯誓》曰:‘餘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屍子•綽子》亦雲:“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39】《論語•堯曰》亦有“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之句。《荀子•大略》也有與此相似的湯禱旱的記述。又如上引第(4)句中“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諸句,與《論語•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十分相似。這些與其他先秦書所引《尚書》內容相似的《墨子》引文,既說明著這些《尚書》篇章在春秋戰國時曾廣為流傳,同時又證明著《墨子》引用《尚書》文句的可靠性,也證明著梅賾古文《尚書》傳本的某些可信性。 

(四、《墨子》所引篇名及文句均不見於上述《尚書》諸傳本系統者


《墨子》所引《尚書》文句,尚有19節之篇名及文句均不見於上述《尚書》諸傳本系統。它們可分為如下四種情況。

其一,謂出自“先王之書”且能確指篇名者5節。

(1)《尚賢中》:“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51)

(2)《尚賢下》:“于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日希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群屬輔佐。”(63)

(3)《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後王君公,否用泰也,卿【40】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78)

(4)《天志中》:“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土。’則此語天之貴且知于天子。”(180—181)

(5)《公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亓敖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417)

以上5節,均標明出自“先王之書”,且有些可與先秦書中文句相比照,如(2)節所引“聖武知人”可與《逸周書•皇門》“元聖武夫”【41】相比照,又如(4)節所引“明哲維天,臨君下土”可與《詩•小雅•小明》“明明上天,照臨下土”【42】相比照。這些文句,當系出於春秋戰國時流傳的“上古之《書》”即《尚書》。

其二,標明出於《夏書》《殷書》《商書》或《周書》但未指明篇目者5節。

(1)《七患》:“故《夏書》曰:‘禹七年水。’”(25)

(2)《七患》:“《殷書》曰:‘湯五年旱。’”(25)

(3)《七患》:“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27)

(4)《明鬼下》:“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鳴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ꎿ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216)

(5)《非命下》:“在於商夏之《書》【43】曰:‘命者,暴王作之。’”(251)

以上5節,均標明出自某代《書》,且有的引文可與其他先秦書引用相比對,如《七患》所引“禹七年水”、“湯五年旱”,《管子•山權數》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說明著這些引文當出自春秋戰國時流行的《尚書》。

其三,籠統謂“先王之言”等者4節。

《墨子》中另有一些引文標明“先王之言”等稱謂者,劉起釪先生也以為屬於“無篇名的逸《書》之列”【44】。今依是說而列此類引文如下。

(1)《尚賢中》:“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用之則不困,修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58)此以下連接引文“《周頌》道之曰”云云(58),而此條引文標明出自“先王之言”,所以此引文應當出自“上古之《書》”。

(2)《非命上》:“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241—242)此引文前有曰“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于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佈施百姓者,憲也”(241),據此可知“先王之憲”即“先王之書”,“福不可請”云云亦應當出自“上古之《書》”。

(3)《非命上》:“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242)此引文前有曰“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242),語氣緊承上文“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于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佈施百姓者,憲也”而來,然則“先王之刑”即通常所謂的“先王之書”,所以此引文亦應當出自“上古之《書》”。

(4)《非命上》:“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242)此引文前有曰“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242),語氣亦承前文“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于先王之書。先王之書”云云而來,然則“先王之誓”亦即通常所謂的“先王之書。”

這4節引文,或標明出自“先王之言”,或標明出自“先王之憲”,或標明出自“先王之刑”,或標明出自“先王之誓”,均指通常所謂的“先王之書”,當出自春秋戰國時流傳的《尚書》中的某些篇章。

其四,標明篇目但不明確指出是出於古《尚書》者5節。

(1)《非樂上》:“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于《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45】,天用弗式。’”(236—237)孫詒讓《墨子間詁》引惠棟曰:“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五子者,武觀也……《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遺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著《國語》、王符撰《潛夫論》,皆依以為說。”(236)依此考說,此《武觀》當戰國時流傳之《尚書》篇章。

(2)《明鬼下》:“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224)孫詒讓《墨子間詁》引崔灝曰:“《逸周書•世俘解》有秦艾侯之語,當即此《禽艾》。”(224)此引可與《逸周書•世俘解》所載秦艾侯之語比對,此《禽艾》亦當為戰國時流傳之《尚書》篇章。

(3)《非命中》:“此言紂之執有命,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今《三[代]不國》【46】亦言命之無也。”(251)孫詒讓引蘇時學雲:“所引蓋古逸《書》。”(251)

(4)《非命中》:“於召公之《執令》亦然【47】曰【48】:‘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251)此引文與以上第(3)節引文連接在一起,而(3)(4)節引文之前,為古《尚書》之《泰誓》引文,之後為“在於夏商之《詩》《書》曰……”云云,(251)由此行文體例看,《泰誓》與《詩》《書》中間所夾的這兩則引文,亦當為戰國流傳的《尚書》篇章。

(5)《非命下》:“曰何書焉存ꎿ《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254—255)此引《禹之總德》,前曰“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述多,此皆疑眾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後緊接引今文《尚書》的《仲虺之誥》篇,亦當為戰國流傳的《尚書》篇章。

總之,以上這5節《墨子》引文,都應當出自戰國時流傳的各種各樣的“《尚書》”。

五、《墨子》引《書》評說

由以上《墨子》引《書》,我們可以看出墨家與戰國時期所傳《尚書》的關係,以及墨家所用《尚書》的選本系統。

(一)《墨子》引《書》共計40節,其文字可與今文《尚書》比對者5節;其篇目可與漢代新出之“百兩《尚書》”之篇目比對者、其文字可與新出《泰誓》比對者,計11節;可與東晉梅賾古文《尚書》比對者5節;共21節。而《墨子》所引不可與今傳所有《尚書》系統比對者19節,幾占一半。這是否可以說,墨家所傳先王之《書》,自有獨自的選本系統。先王之《書》是春秋戰國時期廣為流傳的記載先王言論兼及少量行事的上古典籍,孔子及其弟子曾予整理,成為戰國時期流傳最廣的選本;同時,也有此種選本之外的本子或散篇在流傳。墨家所傳先王之《書》,便是儒家選本之外的墨家自己的《尚書》選編本。

(二)以上《墨子》引《書》文,除5節與梅賾古文《尚書》比對的文字,可在《湯誥》、《大禹謨》、《武成》、《泰誓》、《遺訓》5篇找到零星相應的文字外,其餘35節中,5節與今文《尚書》可比對的文字僅出於《禹貢》、《甘誓》、《呂刑》3篇,11節與“百兩《尚書》”之獨特篇目45篇可比對的文字僅出於《泰誓》、《仲虺之誥》2篇。而今存儒家所傳《尚書》共有篇目100篇,文字58篇。《墨子》僅引過儒家所傳《尚書》58篇中的10篇題目和文字。墨家引《書》所占儒家傳《書》比例如此之小,再一次證明墨家所傳先王之《書》,與儒家的《尚書》選本確實不同,墨家確有自己的《尚書》選本系統。

(三)《墨子》引《書》,除10節無法歸類外,其餘計引《虞書》1節,引《夏書》6節,引《商書》9節,引《周書》15節【49】,呈現出1∶6∶9∶15的篇數按年代遞加的比例狀態。這與今傳儒家《尚書》各系統所呈現的篇數按年代遞加的比例狀態相似今傳今文《尚書》28篇,計《虞書》2篇,《夏書》2篇,《商書》5篇,《周書》19篇,呈現出2∶2∶5∶19的遞加比例;今傳梅賾古文《尚書》58篇,計《虞書》5篇,《夏書》4篇,《商書》17篇,《周書》32篇,也約略呈現出5∶4∶17∶32的篇數按年代遞加的比例。這主要是因為,越是往古的典籍,流傳存世的比例越小。這種與儒家《尚書》各系統所呈現的遞加比例狀態相似的《墨子》引《書》的遞加比例狀態,說明著戰國墨家所傳先王之《書》,不但有自己的選本系統,而且這一選本系統與儒家選本系統同樣具有篇數按年代遞加的合理性,即與戰國所傳《尚書》篇數的現實比例相合的合理性。

由以上《墨子》引《書》,我們還可以考察儒家今傳《尚書》諸系統的真偽等問題。

(一)《墨子》可與伏生今文《尚書》比對的5節文字,既有字詞差別,也有文句差別,更有語序和結構差別,但內容卻相似,這說明著流傳至今的伏生今文《尚書》確為戰國古本。

(二)《墨子》所引《書》中沒有可與古文《尚書》之“逸《書》十六篇”比對的文字,且先秦可靠文籍中僅《孟子》、《禮記》、《逸周書》3種引用過古文《尚書》之“逸《書》十六篇”。

可見含古文《尚書》之“逸《書》十六篇”在內的、出於孔壁中的古文《尚書》,僅是戰國時所傳《尚書》中流傳很不廣的一種選本,它可能僅為思孟學派所保存,而後來作為孔子家傳本的一種,被藏于孔壁中而有幸流傳到漢代。

(三)《墨子》引《仲虺之誥》3則,引《泰誓》8則,其文意大多可與梅賾古文《尚書》比對,但文句、字詞甚至語序又與《墨子》所引不同。這一方面說明梅賾古文《尚書》與《墨子》所引戰國時期流傳的《尚書》具有相同的材料來源,另一方面又說明著梅賾並沒有從《墨子》中抄襲《尚書》文句以“造作‘古文《尚書》’”。從這一點看,自清代以來的“梅賾造作古文《尚書》”的習慣說法應當重新審視。

(四)梅賾之古文《尚書》沒有“剿襲”《墨子》中的《尚書》引文,這是否是因梅賾所處的東晉時代《墨子》不流行呢?《晉書•劉傳》載劉《崇讓論》中有“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之語,《晉書•夏侯湛傳》載夏侯湛《抵疑》中有“講儒墨,說玄虛”之語,《晉書•孫蕙傳》載孫蕙以“秦秘之”之名寫的書信中有“竊慕墨翟、申包之誠”等語,《晉書•范寧傳》載其論世俗虛浮風氣時有“是非成於儒墨”等語,《晉書•袁喬傳》載袁喬給褚裒的信中有“染絲之變,墨翟致懷”諸語,《晉書•郭傳》載張天錫給郭信中有“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等語。並且,據《晉書•魯勝傳》載,魯勝曾注過《墨子》中的《墨辯》。還有,《太平御覽》卷八○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中有“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云云,《太平御覽》卷五八一載《傅子》中有“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般輸、墨翟”等語,張華《博物志》卷二曾轉引《墨子•節葬下》載義渠國的“登遐”之俗。所有這些都可看出,《墨子》在兩晉時期是廣為流傳而被知識士子所看重的。那麼,梅賾所獻之古文《尚書》若真為梅賾所偽造,他是不會捨棄《墨子》而不加摘用的。但梅賾的古文《尚書》並沒有從《墨子》中摘抄《尚書》文句,這說明著自清代以來的“梅賾造作古文《尚書》”的習慣說法的確讓人生疑。

(五)據劉起釪先生統計,先秦可靠文籍20種中計引《尚書》335次;其中引今文《尚書》者有先秦文籍16種計115次,引孔壁古文《尚書》“逸篇十六篇”者有先秦文籍3種計8次,引“百兩《尚書》篇目”中除以上兩類外其餘篇目者有先秦文籍9種計49次;除此3大類外,引《尚書》逸篇逸文者有先秦文籍16種計163次【50】。這163節引文皆與今傳梅賾古文《尚書》58篇中的文字不同【51】,而其引文所自出的16種先秦文籍,即《論語》、《國語》、《左傳》、《墨子》、《孟子》、《荀子》、《管子》、《莊子》、《韓非子》、《戰國策》、《禮記》、《谷梁傳》、《教經》、《屍子》、《呂氏春秋》、《逸周書》諸書,又都在兩晉時期流傳;但清代以來習慣認為梅賾造作的今傳古文《尚書》中的《泰誓》3篇及其餘22篇文字,卻與這正在流傳中的16種先秦文籍所引《尚書》文不同。那麼,劉起釪先生總結前人考證而作的結論,即今傳《尚書》中,除今文《尚書》之外的所謂“古文《尚書》”,是東晉梅賾從“《書序》百篇中採取”“篇題”,“再從當時所傳歷史文獻中搜集一些文句,以剿襲方式拼湊成”的諸論【52】,便讓人生疑了。所以說,孔穎達《尚書正義》所引《晉書》中所述的《尚書》在魏晉時的傳授系統及梅賾所獻《尚書》事件,乃至梅賾所獻之古文《尚書》的可靠性等,便不能簡單否定,而應重新研究。或許,梅賾所獻古文《尚書》是一個民間所藏、所傳的古文《尚書》的戰國選本。

(鄭傑文,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

注釋:

【1】:《新編諸子集成》收孫治讓《墨子間詁》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以下引《墨子間詁》用此版本者,僅在引文後注出頁碼。

【2、4】:《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16頁。

【3、5、6、7】:見《十三經注疏》,影印世界書局縮印阮元校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148—152、155、247、248頁。

【8】:《十三經注疏》,249頁。

【9、10】:劉起釪:《尚書學史》,17—18、18頁。

【11】:楊伯峻《論語譯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162頁。

【12】: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1717頁。

【13】: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129頁。

【14】:劉起釪:《尚書學史》,14—25頁。

【15】:《新編諸子集成》收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本,中華書局,1990年版,862頁。

【16】:《十三經注疏》,161頁。

【17】:“布命”二字原脫,從孫詒讓校增。

【18、19、20】:《十三經注疏》,187、180、181頁。

【21】:莊述祖言“去法”為“太子法”之訛,俞樾曾詳之為考證。

【22】:此“去法”二字,孫詒讓雲當為“太子法”之訛。

【23、24、25、26】:劉起釪:《尚書學史》,186、72、186、30—31頁。

【27、30】:劉起釪:《尚書學史》,186、34頁。

【28、29、31、32、33】:《十三經注疏》,162、162、136、184、184—185頁。

【34、35、36】:《十三經注疏》,第181、181、163頁。

【37】:劉國鈞著、鄭如斯訂補:《中國書史簡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版,9—24頁。

【38】: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本》,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年版,479頁。

【39】:魏征:《群書•治要》,影印宮內廳書陵部藏鐮侖寫本,五冊,日本汲古書院,1989年版,423頁。

【40】:“卿”原作“輕”,從畢沅、盧文弓校改。

【41】:《逸周書》,《新世紀萬有文庫》本,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42頁。

【42】:《十三經注疏》,464頁。

【43】:“書”前原有“詩”字,從劉起釪:《尚書學史》,第41頁。

【44】:劉起釪:《尚書學史》,第44頁。

【45】:“天”原作“大”,從惠棟等校改。

【46】:“今”原作“命”,從孫詒讓校改;“代”字原脫,從孫詒讓校增。

【47】:“亦”字本作“于”,從孫詒讓校改。

【48】:“曰”字本作“且”,從孫詒讓校改。

【49】:《墨子》引《書》40節中,有的一節文字(如《墨子•兼愛中》所引“昔者武王將事太山隧,《傳》曰”節)可與儒家所傳《尚書》中的多節相對,故以上統計有10節文字不可比對,有31節文字可比對。

【50、51、52】:劉起釪:《尚書學史》,14—50、33—47、1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