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明清學者早就注意到，《逸周書》中有多篇兵家文獻。近人劉起釪先生認為《武稱》《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柔武》《武順》《武寤》《文政》《武紀》等十餘篇，皆是戰國兵家之作。（劉起釪：《尚書學史》，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7頁。）

這引起了迂腐理學家們的“驚詫”。在他們看來，西周聖王的仁義之師，根本不需要謀略，甚至連情報工作、間諜都不需要！這種理想主義的戰爭觀在孟子對《尚書》類文獻的評價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據《孟子·盡心下》，孟子讀《尚書·武成》，看到由於死傷過多，血流得把舂米的木棒都漂了起來，慘烈的戰況讓他感到不解，因為在孟子的頭腦中，武王那類最仁愛的人去討伐商紂王那類最不仁愛的人，應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容易。他感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策，竹簡——筆者注）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的迂腐之論對後世影響很大，乃至影響了21世紀學者對《武稱》的斷代。明初方孝孺荒唐地認為，《逸周書》兵家言簡直就是不仁不義：“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為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武》篇則曰：‘委以淫樂，略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為，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朱彝尊:《經義考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10頁。）

另一位明代學者胡應麟用“乖謬”二字形容《逸周書》兵家言:“《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為文王作，而本解絕無明據，且語與書體不倫，蓋戰國纂集此書者所作，攙入之冠於篇首也。至《大武》《武稱》等解，尤為乖謬，近於孫、吳變詐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四戊部·三墳補逸下》）

方孝孺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明惠帝）的重要文臣，《明史·方孝孺傳》記載：“及惠帝即位，召為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如果一個朝代的頂尖學者都認為重視軍事謀略意味著“政治不正確”，那麼軍人、軍事之地位可見一斑——中國國運衰落的根子在於文化衰弱，而文化衰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後儒對經典的誤讀！

今天，諸多學者變本加厲，近乎徹底放棄了中國文化和中國學術的主體性，認為中國文化已經過時，只適用於農業時代。從戰略思維到生活方式，唯以西學馬首是瞻。名曰“現代化”，實為數典忘祖、全盤西化，沉淪於文化殖民的境地不能自拔！

據《戰國策·秦策一》，春秋晉國的荀息就引用過《逸周書·武稱》的相關內容：“《周書》有言，美女破舌”，所以本篇相關內容可能出現得很早。牛鴻恩教授堅持《武稱》寫在戰國時期，認為在《孫子兵法》之後，因為“武之間”的“間”字，《左傳》和《周禮》沒有，《孫子兵法》中才有了“間”字。牛教授忽視經典文本流傳的“層層累積”規律，根據某個字的出現時間和用韻情況確定文本寫作時間，這是有問題的。（參閱牛鴻恩：《新譯<逸周書>》，臺灣三民書局2015年版，第59頁。）

對於本篇標題，過去學者多解釋“稱”為宜，相稱，相宜。稱在古代是一種彙集語句的文體，“武稱”意為軍事言論的彙集。李學勤先生解釋長沙馬王堆三號墓所出帛書《稱》篇：“《稱》篇之所以題為‘稱’，是因為‘稱’訓為言（《禮記·射義》注）或述（《國語·晉語》注），並不是像一些作品理解的，是度量的意思。所謂‘稱’，就是指語句的彙集。”（李學勤:《<稱>篇與<周祝>》，收入《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經文：

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岠險伐夷，並小奪亂，□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

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

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

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

赦其眾，遂其咎，撫其□，助其囊，武之間也。

語譯：

論軍事行動的十一條指導原則：

一、普適原則。萬乘大國不可讓自己喪失威勢，蕞爾小國不可讓自己忘掉謙卑，匹敵爭勝的國家不可讓自己失去抗衡力量。充分利用地勢，爭取在險要地帶阻擊敵人，在平坦地帶進攻敵人。兼併小國，奪取亂國，防禦強國，攻打弱國，襲擊邪惡失政之國。

二、乘勢原則。趁敵國內政動亂的時候去攻伐，趁敵國暴發疫情的時候去攻伐，趁敵國軍民疲憊的時候去攻伐。

三、活用原則。輔助保護君臣賢明的國家，攻打改造政治混亂的國家。領導者奮發有為，就勉勵他；領導者消極怠惰，就懲罰他。領導者畏懼膽怯，就展示威力使他戒懼；領導者欲壑難填，就投其所好使他墮落。

四、破壞原則。用俊男疏離敵國的君臣關係，用美女破壞敵國君臣的家庭關係，用陰謀詭計誤導敵國的大政方針，用精巧無用的技藝飾品消耗敵國的財力儲備，用奢靡享樂敗壞敵國的政風政紀，用歪理邪說貶損敵國的道統大義。

五、離間原則。赦免敵國俘虜，成全敵國過錯，撫恤敵國民眾，資助敵國財物糧食，收買民心，欲取姑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