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史記》認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從現代觀點看，就是認為舜帝全面完成了締造中華文明的偉大工程，作出了一系列開創性的貢獻。具體可概括為四個方面：其一，實現了中華民族南北融合和團結；其二，完備了早期國家體制；其三，樹立了傳統倫理觀念和制度；其四，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優良性格。

司馬遷以畢生精血撰寫的《史記》，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紀》，其為太史公雅馴之作，自當有據。由於古帝記載不可避免的存在某些神話傳說色彩，存在著一些失誤和矛盾，而且在考古材料上又很難得到直接的驗證，不少歷史學家對五帝時代一直採取過於謹慎甚至保守的態度，只是為了通史的慣例才略敘一下，標題上照例要冠以“傳說中的……”字樣，以示姑妄言之。這種態度使得這個領域的研究一直無大進展，一直無法大膽擺脫疑古派的束縛。中華民族自信為炎黃子孫，但對炎黃至堯舜禹時代又不能肯定，這實在是一件最令人尷尬和羞慚的事情。

1956年，楊向奎先生撰文指出：“研究中國古代史，有虞氏是不能忽略的一個歷史時代，應當在中國史上給他一個應有的地位。”[1]表明現代歷史學家對虞舜歷史真實性的重新認可和明確表態。80 年代以來，在中國民族源流史、中國古代國家起源、中華文明史、夏商周斷代研究等領域湧現出一大批著作和論文，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將對有虞氏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越來越多的人拓寬了眼界和思路，提高了分析思辨古史迷團的理論和能力，對五帝時代有了更為深入清晰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念。越來越多的人堅信司馬遷的記載雖有缺陷，但還是審慎的，有根據的，五帝時代是可信度很高的信史，正如已經得到證實的《殷本紀》一樣。司馬遷將《五帝本紀》作為《史記》的第一篇，就是認定“五帝”為中華民族之祖，中華文明之源。謝寶笙先生說：“五帝時代是中國進入文明社會之初，是中華民族遠祖從元謀人到紅山文化、仰紹文化，積累了一百多萬年量的進化而取得的一次質的進化，這個質變非同小可，它塑造了中國人的基本性格，創造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色，使中國人和世界其他民族區別開來。因此五帝時代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真正起源，直接影響著中國文化五千年。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前的時代，或仰紹文化和紅山文化之前的文化，縱使有一些多元的因素，但經過五帝時代的巨大歷史實踐和融合之後，中國文化的中國人特色已完全建立起來。而彪炳後世的禪讓事件，則在五帝文化的融合與形成中有著凸顯的核心作用。”[2]這種看法已成為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共識。

《五帝本紀》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堯舜禹三帝，黃帝至帝摯部分相當簡略，可以看作堯舜禹史實的背景和鋪墊。而堯舜禹部分之中，最重要的又是舜帝。禪讓事件起於堯，終於禹，而其中的核心人物是舜，他受禪於堯，又禪位於禹，禪讓事件始終是圍繞著舜帝而產生發展的。司馬遷對舜帝的世系、家族、德行、德政作了較詳細的記載，並高度讚頌地說：“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3]一個“德”字，概括了舜帝一生的功績；一個“皆”字，概括了舜帝對黃帝以來事業的全面完成；一個“始”字，概括了舜帝的開創性貢獻對後代的深遠影響。周先民先生認為：“如果把締造中華、凝聚民族、發展文明看作一個偉大的工程，那麼，這個工程是由五帝的合力建設完成的。大致可分為這樣四個階段：１，黃帝肇始奠基。２，顓頊和嚳添磚加瓦。３，堯帝大力推進。４，舜帝全面完成。”[4]這個看法，其實就是太史公“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觀點的現代說明和發揮。下面，我們也就此談一談自己的認識。

一、實現了中華民族南北融合和團結

中國的土地，自古以來以黃河中下游及長江中下游平原為最優良，這一帶，地勢平坦開闊，土質鬆軟肥沃，氣候溫暖濕潤，遊牧、漁獵、農耕皆宜，所以古代部族戰爭，常以逐鹿中原為目標。東方夷族、西方炎黃族、南方苗蠻族先後進入中原，形成了錯綜複雜的局面。促進中華古民族大融合的首先是黃帝，他慣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最後敗炎帝於阪泉，禽殺蚩尤于涿鹿，基本上達到了中原的統一，組成了以黃族為核心，以黃夷聯盟為主體的北方民族集團。南方苗蠻族雖然嚴重受挫，但並沒有被征服，於是形成了南北兩大民族集團的對立。黃帝的疆域僅能南至長江。至顓頊，勢力範圍擴大到南至於交趾。至堯帝時，天下大水又大旱，面臨巨大危機艱難，三苗又趁機在江淮、荊州數為亂，這說明南北民族矛盾一直處於緊張之中，舜以前的古帝王都未能解決好這一問題。

到了舜帝，這個最大的問題得到了基本解決，這是舜帝對中華民族融合凝聚的巨大貢獻。舜帝的策略不是一味動用武力，而是文武兼施。一方面大力征伐，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舜帝親征有苗，或命禹征有苗的記載，典籍中數見。另一方面採取懷柔感化的政策。史載：“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5]這樣，“舜卻三苗，更易其俗”，使南方民族大量地融合到北方民族之中，或漸漸地受到北方習俗的同化。當然總還有一部分三苗人在繼續抵抗，漸次向更南方退避，《帝王世紀》載：“(舜)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苗氏叛，南征，崩於鳴條，年百歲。”[6]舜以百歲高齡仍要親征有苗，說明舜一生以平服三苗，實現南北民族統一為己任，死而後已。也說明三苗對舜心有好感，舜出征容易成功，甚至可以不戰而定。而三苗對禹的嚴厲一向不服，故禹攝政五年而有苗氏叛。舜帝南巡並留葬江南，在中華民族融合形成的歷史上是一件最值得注意的大事。自古以來，“舜跡”遍佈南北各地，說明舜帝在南北各族人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舜跡”在南方更多，更受重視，流傳更廣，這決不是偶然的。舜帝南征三苗人腹地零陵，對永州的影響更是巨大而深遠，使湖南零陵成為受中原影響最早最深的五嶺山丘地區，成為溝通嶺南珠江文化的前沿，奠定了零陵郡以九疑山和瀟水為中心的行政格局，標誌著零陵文化的苗蠻時期開始結束。

舜帝對中華民族融合團結的巨大貢獻還有一點。那就是進一步促進了北方民族集團的內部親善。據《史記》，舜為冀州人，為黃帝血脈後裔，據《孟子》，舜則為山東人，為東夷族人。舜帝妻堯之二女，如果舜與堯同祖，似乎不合古禮。看來何光岳先生的解釋是對的：“舜帝正因入贅于黃帝、顓頊族的堯，為堯的女婿，所以舜的子孫便把堯、顓頊、黃帝當作祖宗來祭祀。所以說，舜是由東夷族融入炎黃族的。”[7]以舜帝和二妃的感召力，黃帝族與東夷族的親和團結無疑會大大加強。舜帝受禪堯位，曾避丹朱，登帝位後，重用各族賢人，公正清明，必然會有力促進各族的團結。舜帝不傳位於其子或己族中人，而是傳位於黃帝族的禹，這必然可以消彌分裂和爭奪，有利於部族聯盟的穩定和安定。舜帝的一生，真可謂是民族親和融聚的表率和縮影。

二、完備了早期國家體制

從黃帝稱霸中原開始，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氏族部落聯盟體已經發展為原始國家。據《五帝本紀》，具體標誌有如下幾點：１、以師兵為營衛，即有了常設軍隊和衛戍部隊。２、有官職，如左右大監。３、有都邑，在涿鹿之阿。４、有宗教禮制，如封禪、推策、寶鼎之類。５、有廣大疆域，東至於海，西至於空峒，南至於江，北至於釜山。６、有征伐不順之權勢。７、王位世及制度，王位繼承世襲，多為父子相傳，輔以兄終弟及。８、有分封制度，如玄囂降居江水，昌意降及若水。陳唯聲先生曾從考古材料出發，比較了中西文明和國家的起源，認為“參照世界史上確定文明的通例，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的起源應提前幾百年，即上溯到《五帝本紀》中的黃帝時代，相當於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中期。”[8]因為這個時代，在金屬工具、城鎮建築、文字、墓葬所體現出來的社會階級分化等方面，均不遜色于國外其他文明中的早期國家。

到了堯舜時代，中華古國已經發展到相當完備成熟的程度，而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舜帝。在舜帝的大力刷新和創造之後，夏禹父子才得輕鬆地建立起夏王朝的統治，在國家體制上幾乎沒有作什麼變動。當然，只是廢除了禪位制度。舜帝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

1、設置了分工明確的官制和官吏考核制度。在堯帝以前，未見有系統完整的行政部門及各類官職，重大事件似乎都是召開四嶽會議商定，臨時指派某人去完成。舜帝一方面保留了四岳會議的傳統，一方面明確地設立有司居官相事，委託了 22 位大臣，並作了具體的分工安排。例如，伯禹為司空，平水土；棄為後稷，掌農事；契為司徒，掌五教；皋陶為士(又曰大理)，掌五刑；倕為共工（又曰工師），掌手工之事；益為朕虞，掌山澤鳥獸；伯夷為秩宗，典三禮；夔為典樂，掌禮樂教化；龍為納言，掌出入帝命和賓客。可以看出，農、林、工、禮、樂、刑等部門已經形成了系統，中央官制的雛形已確定下來了。以後夏商周乃至秦漢，大致上都是沿用這個系統，不過是有所增益、調整，改換了部分名稱而已。同時，舜帝在任命這 22 人時，雖然也徵求了四嶽的意見，但沒有任何人反對，顯然已與堯帝時有所不同了，說明舜帝時君主集權上升。舜帝不僅設置了系統官制，還創造了對官吏的考核制度。《尚書•堯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三年考核一次，三次決定升降獎罰，不僅合乎原始民主傳統，又加強了君王和國家權力，實在是一個高明的創舉。

２、擴大國土並劃分政區。黃帝時的疆域已如上述，至顓頊，最大的發展是南方達到了交趾。其後帝嚳和堯帝都有所擴大。舜使禹治水，禹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大大有利於舜帝開拓疆土。這時，國土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舜在禹定九州的基礎上，劃定十二州，委任十二州牧治理地方。舜舉八愷，使主後土，以揆百事，又舉八元，使布教于四方，看來十二州牧可能有八愷八元在內，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這十二州牧可能有的就是各地的諸侯或部落首領，但性質上已是行政區首長，是按地域來治理的，而不再是氏族部落以種姓來治理其領地。再者，十二州不僅包括國土邊疆地區，也包括君王所居的中心冀州。十二州的劃分，是舜帝重大貢獻，一直影響到中華五千年，後來的郡縣制，省縣制都是在十二州的基礎上產生發展起來的。

3、制定和頒佈刑法。刑法作為一種懲罰報復手段，在原始氏族之內和之間早就存在了。但將它制度化，形成條律，並由專職官員審理，卻是國家成熟時才能產生。堯以前刑律未見詳細記載，至舜帝才有系統的記錄：“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惟刑之恤哉！”[9]這段文字雖然很簡短，意義卻十分深刻久遠。第一，“象”者 ，刻畫也。故知舜帝已刻刑律於器物，使民知所懲戒。春秋時代，鄭鑄刑書，晉鑄刑鼎，鄭又著竹刑，孔子大力反對，現代歷史學家則譽為大事，其實早在舜帝時就已經開了先例。第二，官吏犯罪，要施鞭刑。三代有刑不上大夫之說，那是氏族社會民主制度消失太久時的產物。第三，過失小罪，可赦，而怙惡不悛，當刑。注意有所區別過失犯罪和故意犯罪，自古以來都接受了這種思想。第四，流宥五刑，金作贖刑，體現了仁慈寬刑的精神。第五，慎刑原則，“欽者”，敬 也 ；“ 恤 ”者 ，慎也。用刑唯慎，不可草菅人命，代表了千百年來小民的呼聲。刑律頒佈後，舜命皋陶作士，並指示說：“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維明克允.”⑽可見舜作象刑，主要是針對蠻夷的，但很注意掌握一定的尺度分寸，以公正廉明來使人心服。舜帝罰“四罪”（三苗、共工、讙兜、鯀），流“四凶”（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其中既有蠻夷，又有黃帝族人，還有東夷族人，既有高官諸侯，又有不肖子弟，可見舜帝確實做到到“維明克允”，譽為中國刑法學之父亦不為過。

４、確立了帝王巡狩制度。黃帝以來的古帝王，雖然也有行巡邊陲，祭祀名山大川的記載，但並未形成制度。到舜帝，每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每年巡狩東南西北四方一遍，與春夏秋冬四季結合，這樣的巡狩每五年要進行一次。

目的一是祈求神靈賜福，二是瞭解各地實情，三是與各地核對曆日和度量衡，四是安撫各地，融洽關係。因此，帝王巡狩制度對鞏固國家政權很有必要。而巡狩四方是很辛苦的，只有舜帝這樣勤政憂民的帝王才能堅持下來，舜帝后來南巡死於九疑山，按巡狩制度推斷，應是夏季五月出發的。有一點最值得注意的是，舜帝巡狩每一處，都要“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11]看來最早開始統一度量衡的，並不是秦始皇，而是舜帝。

三、樹立了傳統倫理觀念和制度

在氏族社會，人們都是按血緣關係共同生活的，最早的人倫關係和倫理觀念當然要以血親關係為核心和基礎。對子女來說，孝是一種最為重要的美德，否則以族長為中心的氏族根本無法代代維持生存下去。到了五帝時代，即在宗法體系基礎上形成早期國家的時候，第一

美德仍然是孝。忠就包含在孝裡面。君後就是族長父母，臣子就是子女兒孫，對君王的忠和對父母的孝，在本質是統一的，一致的。因此，孝行成為考察賢能的一個首要標準。堯帝選擇舜帝時，第一好感就是孝，毫不猶豫地選定為女婿，使他具備了接任帝位的最佳資格。而四嶽推舉舜，首先提到的就是孝，看來，我國科舉史上第一個孝廉進士就是舜。

在“父頑，母嚚，弟傲”的家庭中，舜帝“能和以孝，烝烝而治，不至奸。”其艱辛苦楚遠遠超過了一般人，所以《二十四孝圖》將舜帝列為第一，而敦煌變文中則稱舜為“苦孝子”。舜帝的許多故事，人們都漸漸淡忘了，但他的孝行世世代代被當作典範而流傳下來，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其影響之深遠，自不待言。

孝的本質，從思想情感上說，就是愛父母。在氏族時代，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12]，自然地從愛父母推廣到愛一切親人，一切人，這就是仁愛。到氏族解體，國家誕生後，私有、貪欲、詐謀、盜竊亂賊日盛，仁愛之心日益淡薄，故孟子要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3]。舜帝對其父母弟妹的孝悌，這是仁，舜耕曆山，漁雷澤，陶河濱，當地之人能在他的仁義言行影響下，讓畔、讓居、器牢而無欺。舜帝所到之處，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其感召力之大，實不待言，這也是仁。舜帝攝政之後，興利除弊，勤政野死，這也是仁。舜設象刑，使民知畏，慎刑寬宥，這又是仁。舜除“四罪”、“四凶”，為國為民除害，這實際上也是仁。舜受禪帝位，勇承大任，而又激流勇退，這還是仁。舜對三苗修文德以來之，不得已而用武，這同樣還是仁。舜帝自古以來深受人民愛戴，因為他實在是個仁義之君。

舜帝不僅親為表率，努力行孝施仁，而且還大力開展教化，選拔專職官員來主管或進行配合。舜帝是個著名的孝子，二十以孝聞，堯帝當然首先委任他“慎和五典”，即司徒之職，結果“五典能從”。舜帝之中國踐天子位後，“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又委任契為司徒，敬敷五教。而伯夷為秩宗（鄭玄曰：“主次秩尊卑。”），夔為典樂，教稚子，皋陶為士，互相配合，大力促進了古代倫理觀念和三綱五常的制度化。

總之，我國古代倫理觀念的核心是三綱五常，而三綱五常的核心是孝。忠是孝的推廣，仁是孝的實質，這些都集中體現在舜帝身上，並得了系統化和制度化。說舜帝是中國古代倫理體系的創始人，同樣亦不為過。

四、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優良性格

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古國，均遭挫折而中斷，唯有我中華文明能延綿至今，這說明中華民族具有極強的堅忍性和生命力。這種堅忍性是在艱難困苦的鬥爭中磨練出來的。唯其堅忍，所以能吃苦，能耐勞，能持久，能生存。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以農為本，農耕歷史特長，這對中華民族能艱苦奮鬥、自強不息具有極大的影響。因為農耕民族欲生存下去，比遊牧漁獵民族更加需要辛勤的勞動和耐心的培育；農耕民族更加依戀於土地，除了努力奮鬥建設自己家園之外，別無他所。到了堯舜禹時代，國家初步形成，有力地促進了氏族內部的階級分化，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同時，又加速了民族的發展和融合，激發了民族間的矛盾和鬥爭。加之天下大水又大旱，中原深受其害，真是天災人禍，內憂外患一齊來。舜受命於危難之際，力挽狂瀾，將中華文明大大推進了一步。而在艱難困苦之中，舜帝將中華民族固有的美德發揚光大，集中地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傳統性格。

舜從小就生活在艱難困苦之中，這磨練了他吃苦耐勞的意志，養成了他勤勞節儉的習慣。據《史記》和《屍子》等古籍，舜曾耕於曆山，漁于雷澤，陶於河濱，作什器于壽丘，灰于常羊，就時負夏，販於頓丘，債于傅虛，糴於平陽，牧于潢陽，歷盡了各種勞作的艱辛。舜

帝成為天子以後，仍然堅持親自勞作，不求安逸。《呂氏春秋》說：“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管子》亦曰：“ 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群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民始知禮也。”這些記載都證明舜帝一生勤勞，未嘗暫息。

舜帝又力戒逸侈，一生過著十分儉樸的日子。例如《史記》說：“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14]《韓詩外傳》卷三也有同樣的記載：“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麂衣而盩領，而女不以巧獲罪。”這證明舜帝節儉是自覺的，不願增加臣下的負擔，而不是臣下不能提供 。《韓非子•十過》有一則獨特的記載：“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軒山木而財之，削鋸修其跡，流漆墨其上，輸入於官，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其實這正好證明舜帝十分注意節儉，宮中食器關乎國家禮儀，也不過是稍作加工而已。反對舜帝受禪，又何患無辭？

勤勞者深知稼穡之艱難，故能知節儉，節儉者知戒奢侈，故能不貪，所以，勤、儉、廉有著天然的聯繫，儉以養德是古人的名訓。孔子曰：“溫良恭儉讓”。儉為儒家德目之一。老子曰：“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15]儉為道家三寶之一。古人如此重視勤儉，良有以也。舜帝勤儉如彼，其廉德可知。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正因為舜帝一生勤勞節儉，歷盡艱辛，所以才能成就一番事業。若非舜帝在家備受折磨，又怎能成其孝名？又怎能努力樹立起五典倫常？若非舜帝流浪四方，百苦遍嘗，眾業皆為，又怎麼能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又怎能遍入百官，百官時序？

所以孟子感慨良深地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⒃艱難困苦可以磨練人的意志，增長人的才幹，但也可以摧垮人的信心，消磨人的鬥志，所以舜帝可以千古垂範，中華民族可以以舜帝為驕傲，為榮幸。

（尤慎，江蘇蘇州人，零陵師專中文系副教授，師專圖書館館長；出處：《零陵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年10 月號，第22卷第4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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