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書院傳播普世真理

作者: 翟玉忠   發布時間: 2023-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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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文化不是簡單的“中國的文化”!而是由先哲闡述、誕生於中華大地的普世真理。在對宇宙人生奧秘的探求中,先哲發現了生生不息、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道路,這是中華文明五千年從未斷流的內因;發現了行善、智慧、安樂“三位一體”的生活方式,它比任何宗教都更具普世價值。

世界是不斷運動變化的,從未止息。但從名位、秩序(理)角度,卻有不變存在,它們保存於經典之中。經典是一個文明的藍圖和基因,即《莊子·天下篇》與專門之學“方術”相對的“道術”,它主要存在於經學和諸子百家之中。

21世紀之中國,已經不是兩千多年前《莊子》所說的“道術將為天下裂”,而是道術陸沉!當務之急,是貫通經子,恢復內在道德修養與外在經世濟民一以貫之、內養外用圓融不二的道術!這要求我們首先超越漢學和宋學,回歸先秦“道術未為天下裂”的學術形態。

統一道術本身就是文化奇跡。作為普世真理,內聖外王一以貫之的大道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將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讓我們從事於此道吧!

我們復興中國文化,自己先要有一份覺悟和信心,中國文化不是簡單的“中國的文化”,而是普世真理。這樣我們才會理解中國文化在人類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時代意義。

一、中國文化是誕生於中華大地的普世真理

中國文化是由先哲闡述、誕生於中華大地的普世真理。為何這樣說?因為先哲“推天道以明人事”,從宏觀整體角度探究宇宙萬物的基本法則,用以說明社會人生的正確道路,提示了物質世界和社會人生的共通規律、演化路綫。

《道德經·第三十五章》說:“執大象,天下往。”在古人的心中,“象”指用一種簡單顯明的事物比方那種不易察覺、難以明說的事物或道理。《易傳·系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音zé,幽深難見——筆者注),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把握了事物的宏觀整體規律,也就掌握了普世真理,人們因此才會認同嚮往。掌握普世真理會給人帶來安樂和平,猶如聽到美妙音樂和看到美食一樣,我們會為之止步。所以《道德經》接著說:“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

在對宇宙人生普世真理的探求中,先哲發現了生生不息、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道路,這是中華文明五千年從未斷流的內因;發現了行善、智慧、安樂“三位一體”的生活方式,它比任何宗教都更具普世價值。

宗教的基本特點是要有所“宗”,比如基督教,它打破了猶太教種族的藩籬,給予人人得救的可能,使之成為超越族群的世界性宗教。同時基督教又極度排他,對於不信仰上帝的人來說,它的普世性立刻失靈;中國文化不是這樣,“道法自然”,根據天地宇宙自然規律闡述的社會人生哲理必然是普世的、非排他的,因為人人都生活在天地之間,不存在“天地外”的人。猶如牛頓物理學,儘管牛頓爵士是英國人,但牛頓物理學屬於全世界,具有超越時空的普世真理性——隨著理論物理學的不斷進步,在21世紀人類時空觀已有很大改變的今天,仍然是這樣。

人生活在天地之中,所能接觸的最大現象當然就是天和地,《易經》中為“乾”和“坤”兩卦。聖人通過對天地、遠近諸事物的細緻觀察,將之歸為八大類(八卦),用以描述萬事萬物的神妙變化,真實狀況。這種從宏觀整體角度歸納普遍規律的作法,與古希臘時代起西方文化否定現象探求本質的思維方法迥異,錨定了中國文化獨特而穩健的發展道路。《易傳·系辭下》將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上推到伏羲時代:“古者庖犧(庖犧即伏羲——筆者注)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執天地之大象”,通過對天地的細微觀察,先哲總結出了宇宙人生的三大基本原則,即東漢經學家鄭玄所說的《易》三義。唐代孔穎達《周易正義·序》引鄭玄:“《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

“《易》三義”分別從德性(特性)、氣化和名位三個角度闡釋宇宙人生至道。《易傳·系辭上》開篇解釋“不易”:天尊且高,地卑且低,乾坤上下的位置於是確定。卑低、尊高一經形成,上下貴賤就各居其位。天的動和地的靜有一定規律,陽剛陰柔就判然分明。各種觀念以門類相聚合,各種事物以類別相區分,吉和凶由此產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易緯·乾鑿度》也說: “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

由天地的位置推演出社會上下秩序——這種秩序不僅對中國古代重要,對於當今世界同樣重要。因為上下級關係是一切社會秩序的基礎。

談到“變易”,《易傳·系辭上》解釋說:在天上的為諸象,在地下的為各類形體,事物變化的道理從中顯現。陽剛陰柔互相交感,八卦推移變動,猶如雷霆在鼓動,風雨在潤澤,日月往來運行,出現寒暑交替。又如乾道化育男性,坤道化育女性。“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緯·乾鑿度》:“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變節,轉換時節——筆者注)相移,能消者息,必專(必專,不知變化自大專權——筆者注)者敗,此其變易也。”

這也是取法自然,要求君主能夠禮賢下士,若不知變化之道,狂妄自大,結果只能如商紂王一樣滅亡。

《易傳·系辭上》這樣解釋“簡易”:乾體現於太初之始,坤體現於生成萬物。乾以平易為人所知,坤以簡約見其功能。平易就容易使人明瞭,簡約就容易使人跟從;容易明瞭則易於親近,容易跟從則可建功績;有人親近事業就能長久,建功績立身就能弘大;事業長久是賢人之德,立身弘大是賢人之業。所以,明白乾坤的平易簡約,天下道理就懂得了,行為處事就處處合宜。“乾知(知,這裏的意思是為——筆者注)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傳·系辭下》還有:“夫乾,確然(確然,剛健的樣子——筆者注)示人易矣;夫坤,隤然(隤,音tuí;隤然,柔順的樣子——筆者注)示人簡矣。”《易緯·乾鑿度》:“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佈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憂,淡泊不失,此其易也。”

簡易無為之道,是成就事業人生的不二法門,也是道法自然,從乾坤特性推演出來的。東漢鄭玄的注釋“通精無門,藏神無穴”說:“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也。”由博返約——大道至簡,大業至簡,真是這樣啊!

二、中華文明藍圖主要存於經學和諸子之中

超越西方主流的性變化時空觀,兼具複雜性與包容性,“易簡”、“變易”、“不易”三大基本原則構成了中國人時空觀念的基礎。

世界不斷運動變化,從未止息。但從名位、秩序(理)角度,卻有不變存在,它們保存於經典之中。經典是文明的藍圖和基因,即《莊子·天下篇》與專門之學“方術”相對的“道術”,陳鼓應先生說:“所謂‘道術’,就是對於宇宙人生作全面性、整體性的把握的學問。”也是“最高的學問”。【1】

《莊子·天下篇》指出道術主要存在於經學和諸子百家之中。六經之學為主導教化的儒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所研習,其他諸子百家也常常提到道術。文中說:古代掌握道術的聖人內養外用十分圓融。他們合於神明,效法自然,養育萬物,澤及百姓,以天道為根本,以法度為末節,六合通達四時順暢,無論小大精粗,其影響無所不在。古時候的道術蘊含於法規制度中的,很多還保存在舊制度和傳世史書中。保存於《詩》《書》《禮》《樂》的,鄒魯一帶的學者和縉紳先生們大都知曉。《詩》用來表達心志,《書》用來記載事情,《禮》用來規範行為,《樂》用來調和,《易》用來說明陰陽,《春秋》用來正名分。其散佈於天下應用於中國的,百家之學也常常提到它。“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醇,准的意思——筆者注)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系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在莊子所處的戰國時期,蘊含在經學和子學中的道術已經開始散裂,百家之學各主一方,比如儒家主要重視教化,道家主要重視社會治理,名家主要重視言語邏輯等等。《莊子·天下篇》感歎: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抑鬱而不發揮,人們各盡所欲自以為是。可悲啊!百家各行其道而不知其源,必定不復再相合和。後世學者不幸不能見到至上真理和古人學問的全貌——道術將被天下諸學所割裂!“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莊子》的作者不會想到,隨著漢武帝聽從一代儒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子學沉淪,以及近代西方學術分科不斷細化,中國先賢內聖外王統一的知識體系已經碎片化至不可辨識的程度。道術的根本,國家的大法——經學成了歷史陳跡。

經孔子篩選編定的六經是中國的精神血脈,是垂範萬世的大憲章。如同沒有精神靈魂何以言人類——沒有經學何以言中國及中國特色!所以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學總敘》開篇即說:“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

章太炎先生(1869-1936年)不僅是一位民主革命家,還是一位國學大師。日本侵華戰爭前夜,他以自己的革命經歷和政治敏感性,意識到日本侵華迫在眉睫,以及經學對於凝聚民心國力的核心作用。今日讀來,仍讓人驚醒:“《春秋》三傳雖異,而‘內諸夏,外夷狄’則一。自有《春秋》,吾國民族之精神乃固,雖亡國者屢,而終能光復舊物,還我河山,此一點愛國心,蟠(蟠,音pán,遍及——筆者注)天際地,旁礴鬱積,隱然為一國之主宰,湯火雖烈,赴蹈不辭,是以宋為元滅而朱明起,明為清滅而民國興。餘身預革命,深知民國肇造,革命黨人之力,蓋亦微矣,其最有力者,實歷來潛藏人人胸中反清複明之思也。蓋自明社既屋,亭林、船山諸老宣導於前,晚邨(邨,音cūn,同“村”;晚邨,呂留良別號——筆者注)、謝山(謝山,全祖望的號——筆者注)諸公發憤於後,攘夷之說,綿綿不絕,或隱或顯,或明或暗,或騰為口說,或著之簡冊,三百年來,深入人心,民族主義之牢固,幾如泰山磐石之不可易,是以辛亥之役,振臂一呼,全國回應,此非收效於‘內諸夏,外夷狄’之說而何?方今天方薦瘥(薦瘥,音jiàn chài,深重的災禍——筆者注),載胥及溺(載胥及溺,語出《詩經·大雅·桑柔》,意為相率落水——筆者注),滿洲亡而復起,日人又出其雷霆萬鈞之力以濟之,諸夏阽危(阽危,音diàn wēi,面臨危險——筆者注),不知胡底。設或經學不廢,國性不亡,萬一不幸,蹈宋明之覆轍,而民心未死,終有祀夏配天(祀夏配天,猶言中華複起——筆者注)之一日。”【2】

今天許多學人以為史學可取代經學,他們已經到了不知經學為何物的境地。須知經學如一件新家電之說明書,而史學如一家電之發展史。我們欲使用一家電,不讀說明書,而去探究此家電之發展史——何其荒唐迂腐!

三、半個世紀的求索——六經書院學術路

21世紀之中國,已經不是兩千多年前的“道術將為天下裂”,而是道術陸沉!

經學多明道,子學多言術。當務之急,是貫通經子,恢復內在道德修養與外在經世濟民一以貫之、內養外用圓融不二的道術!大《六經》工程超越了漢學和宋學,回歸先秦“道術未為天下裂”的學術形態。

漢學的歧路在罷黜百家,宋學的歧路在以佛釋儒。

如果說經學是源,子學則為流。子學是經學在社會功用不同層面的細化和發展,沒有經學滋養,子學會成為無源之水;抑制子學,經學會成為死水一潭。《抱樸子外篇·尚博》指出:“如果正統經典是道義的深淵大海,諸子則是增加它深度的河流。仰望天空為喻,經書與諸子的關係如同雜星陪襯日月星辰;俯視大地為喻,二者如同叢生的草木有益嵩嶽一樣。雖途徑不同,但在通向德行這點上一致;雖然起點有所區別,但振興教化上相同。“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途殊辟,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

漢武帝文武兼備,雄才大略。為了打造族群認同,他開利祿之途,“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結果極大地抑制了子學的發展。失去子學支撐,一家獨大的經學很快走向繁瑣、神秘和僵化。西漢一代,今文經學家解經四字至三萬言,讖緯哲學烏煙瘴氣,抱殘守缺壟斷學林。表面上經學大興,實際上先秦經學生機殆盡!

至宋代,理學家學習佛教的外道、道統、本心、悟後起修等觀念,將諸子異端化,諸子百家成了“政治不正確”,燒書廢棄之聲不絕於耳。清代四庫館臣將法家視為反面教材,認為這是最好的廢除方法,何其迂腐。“刑名之學,起於周季,其術為聖世所不取。然流覽遺篇,兼資法戒。觀於管仲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觀於商鞅、韓非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鑒彼前車,即所以克端治本。曾鞏所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絕(放絕,廢棄,廢除——筆者注)者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法家類敘》)

我們超越漢宋之學,實際是重新溝通了中國文化的源與流、經與子。以六經為綱,復興蘊含於經子中的“道術”。

  大《六經》工程以諸類經為綫索,一塊塊完成。而“經子通書”大型叢書編著專案則將中國文化的重要方面,特別是不同於西方文化的諸方面抽取出來,打破經子之間,諸經之間,諸子之間的界限,以類書的形式一條條完成。不同於類書,“經子通書”本著貫通經子、貫通諸子、貫通中西的編著原則,重在時代義理的闡發。

過去20年來(2003-2023年),我們一直在作重新統一道術的工作,以孔子所傳“孔門四科”德行、政事、文學(經學)、言語為綱,對德行、政事、言語三科已作了初步整理。先秦“孔門四科”強調孔子門徒在這四個方面有優異表現,我們將之轉化為學術分類方法,這樣有利於學術體系的統一。有了這個基礎,中國人才能不失自我,立足中國立場放眼看世界——而不是戴著西方學術的有色眼鏡看中國。

值得指出的是,我們所說的“孔門四科”,不同於嘉慶、道光年間“經濟之學”興起後清儒提倡的“儒學四門”。曾國藩(1811-1872年)曾以“孔門四科”解釋清代“儒學四門”,他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3】

一代名臣大儒曾國藩顯然已經不知“言語”、“文學”、“德行”、“政事”為何物了,他的類比簡直是驢唇不對馬嘴——清末中國文化精華破敗如此!

“放眼看世界”的具體落地形式就是融匯中西,再造文明的“世界春秋”專案,它擺脫中國文官集團的儒家史觀和西方以自由主義現代性為基礎的史觀,依更為普世的《春秋》大義,以人的自我覺悟(禮義)和政治共同體的統一(王道)為綫索,站在人和人民的立場上,闡述世界文化的演化進程,是對過去數萬年來人類文明成果的大總結。《世界春秋》不僅是世界史的寫作,還包括國別史(如重寫中國史)和各種專門史的寫作。

我們看到,由於歐洲類似一個大半島,地處歐亞大陸的最西緣。其長期以海洋為中心、散裂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它獨特的歷史品性——比如奴隸制,對自由、平等、私有的強調,乃至有今生無轉世的線性時空觀念,都是十分獨特的。因此,若以歐洲為標準視角看待其他文明,必然會導致對不同文明體系的歪曲。

“世界春秋”意味著六經書院學術體系的初步完成,一種嶄新的文明形態將如旭日在東方冉冉升起……

六經書院的學術體系是龐大的,其初步完成可能需要半個世紀之久(2003-2053年)。

路漫漫修遠兮,吾輩將上下而求索!

“舉而措諸萬世”的道業漫長而艱苦。我們將打下新文明的文化學術基礎——在西方文明範式遭遇整體危機的今天,人類需要找到新的發展道路,我們責無旁貸!

統一道術本身就是文化奇跡。作為普世真理,內聖外王一以貫之的大道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將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

讓我們從事於此道吧!

“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在此意義上,我們是幸運的,也是幸福的……

注釋:

【1】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979頁。

【2】章太炎:《論讀經有利而無弊》,載《章氏星期講演會記錄》1935年第三期。

【3】曾國藩:《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曾國藩全集·詩文》,嶽麓書社1994年版,第4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