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武王死後，成王執政，周朝政權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當時能征善戰的太公已死，周公不得不擔當起攝政、平叛，制度建設的大任，成為周朝的頂樑柱。

周公位極人臣，功高震主，引起當朝大臣的懷疑乃至不滿是正常的，當然也包括文王的庶子召公。

召公是成王時的重臣。據《逸周書•作雒解》，在平三監之亂中，他與周公一道“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召公也是三公之一，以河南陝縣為界，鎮撫周西部；周公則留守洛邑，鎮撫陝縣以東廣大地區。

如果周、召二公不和，對初生周政權的穩定和發展將是致命威脅。這也是為何周公苦口婆心，勸導召公同心協力成就文王開創的大業的原因。

司馬遷對此記載很詳細。周成王的時候召公位列三公：自陝地以西，由召公鎮撫；自陝地以東，由周公鎮撫。當時成王還幼小，周公代他主持朝政，執掌國家大權。所以召公懷疑周公的所作所為，於是周公就作了《君奭》。召公對周公很不滿，周公引經據典勸告說，商湯時有伊尹，功德感通了上天；在太戊時，有像伊陟、臣扈那樣的賢臣，功德感通了上帝，並有巫咸治理朝政；在祖乙時，有像巫賢那樣的大臣；在武丁時，有像甘般那樣的大臣：這些人輔佐君王建功立業，殷朝才得以長期安定。”召公醒悟，就不再懷疑不滿了。《史記•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王為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於皇天；在太戌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甘般，即《君奭》中的“甘盤”——筆者注）。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說。”

《書序》的記載內容與之相似，但更為簡潔：“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說，通“悅”——筆者注），周公作《君奭》。”

宋以前無人懷疑“召公不悅周公”事，但宋儒將聖賢理想化，所以認為先賢有不滿情緒不合乎標準。蘇軾《書傳》稱：“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晏然不自疑。當時大臣亦莫之疑者。何獨召公也？今已複子明辟（明辟，還政于君——筆者注），召公複何疑乎？”程頤甚至認為召公並不是不悅周公，只是對自己擔任的“保”一職不高興；朱熹的回答更令人莫名其妙，《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九》：“問‘召公不悅’之意。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恁地，nèn dì，意為如此，這樣——筆者注）說，裡面卻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朱熹似乎並沒有理解《君奭》的文義。

我們研究經學，關鍵要經子相參，經史相參，不可學宋儒按自己的理解隨意增補經文，移易字句——如同朱熹對待《禮記•大學》一樣！這種師心自用，擅改經典的作法是對經典的最大褻瀆！

在學界中國文化研究已經嚴重西學化，社會上中國文化宣傳已經嚴重心靈雞湯化的今天，我們更要注意這一點。

經文：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於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於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語譯：

周公說：“武王曾經向你表白，他詳盡交待，希望你能做萬民的表率。武王說：你們要努力輔佐成王，要真正承擔起輔佐成王的使命。長遠規劃周朝未來，因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只有長遠打算，才會有將文王傳統發揚光大的動力。”

周公接著說：“奭呀，說句心裡話，我是極為信任你的，希望你認真聽取我的意見，吸取殷商滅亡的歷史教訓，充分而清醒的認識到：上天既可以保佑一個政權，也可以拋棄一個政權。我是真誠的，若不真誠，我會說這樣的話嗎！我還想問你：‘除了我們二人，你還有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嗎’？你肯定會回答說：‘正是因為大家真誠合作，上天才給周朝降下很多美好之事。而這樣好的局面，難道僅僅是因為有我們兩個人？事實上，我們需要更多的優秀人才。’我也希望你能夠尊重並選拔德才兼備之人，最終讓後代能夠繼承文王的治理傳統。因為我們二人真誠輔佐成王，周朝的發展才會有今天的好勢頭，讓我們永不懈怠地共同推進文王開創的偉大事業，讓普天之下的民眾都支持擁護我們。”

周公說：“奭呀，我不是很有智慧的人，所以才說了這麼多話，我最大的擔心是天命和民心。”周公繼續說：“哎，奭呀，你也知道，總的來看，普通百姓做事，在開始時候都很認真，但往往不能堅持到底。我們要吸取這個教訓，從現在開始要以更加恭敬之心治理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