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天命是周初政治家關注的重要問題，其天命觀到戰國時期演化為性命之學。

周初三公之一召（音shào）公名奭（音shì），《君奭》是周公對召公的訓誥。開篇即講了天道與人事的關係——天命問題。

周公一方面主張“念天威”，另一方面又說“天難諶（音chén，信——筆者注）”、“天不可信”，強調永保天的護佑，在於人事的治理，發揚為民服務的德行，“惟人”、“恭明德”。

召公與周公的天命觀相似。有學者根據《墨子•非命中》，甚至認為“天不可信”是周公引召公語。（江灝 錢宗武：《今古文尚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349頁）

《墨子•非命中》引先代聖王之書證明自己的“非命”觀念。主要引用了三本尚書類文獻，一是商書《仲虺之告》，即《仲虺之誥》。引文說，我聽說夏代的人詐稱天命，打著天命的旗幟虐治天下，所以上帝痛恨他，讓其軍隊覆滅。“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式是惡，用闕師。”

二是周書《太誓》，即《泰誓》。引文說，商紂很暴虐，不肯侍奉上帝，拋棄先人神靈而不祭祀。說：“我有命在天！”不努力政事，天帝也拋棄了他不去保佑他。“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

三是周書中的逸書《執令》，上面引用召公的話：要恭敬！不要相信天命。我倆還不能相互勸勉嗎？福命並不是憑空自天而降的，而在我們所作所為。“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執令》實際並沒有說“天不可信”，而是說“無天命”，二者語義上還是有區別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墨子並沒有否定天命的存在。《墨子•天志》中“天志”就是賞善罰惡的天命。一如召公說“無天命”，也不是否定天命的存在。

為何墨子還要提“非命”呢？他反對的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宿命論，這在《墨子•非命上》和《墨子•非儒下》中表現得很清楚。墨子說，頑固堅持“有命”的人認為：“長壽夭折、貧富、安危治亂，本來就有天命，不能減少增加。窮達賞罰，幸運倒楣都有定數。人的知識和力量是無能為力的。”一些官吏相信了這些說法，就會對分內的事懈怠，普通人相信了這些，就會勞作懈怠。官吏不治理就要混亂，農事懈怠就要貧困，貧困是國家混亂的源頭，而有儒者把這些作為教化之道，其實是殘害天下人啊！《墨子•非儒下》：“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

或許是因為《墨子•非儒下》中說儒者“強執有命”，就有學者認為儒家主張宿命論，《論語•顏淵》中子夏不是也講“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嗎？這是斷章取義！實際上墨家和儒家主流的天人觀——天命觀、性命觀沒有本質區別，都是既畏天命又重人事，主張修身以俟命、盡人事聽天命。這些思想的源頭皆可上溯到周召二公的天命觀。

另據《墨子•魯問》，墨子告訴弟子，對那些喜好聲樂、沉迷于酒的國君，才對他們講非樂、非命的道理。“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聖人思想皆治世之良藥，無病又何需藥？“非命”不過是墨子治天下的一劑大藥！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聖人無可無不可，何嘗執一以廢百？聖賢從不以絕對真理自居——觀《墨子》，知聖人中道智慧圓融如此，令人讚歎！

經文：

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於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甯於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衝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語譯：

周公說：“奭呀，因為商紂王不行善政，上天降下亡國之禍，殷商政權已失去上天的護佑。我們能建立周朝，是因為得到上天的護佑，可是我不敢說我們能永遠符合上天的要求。即使上天以無限的誠意保佑我們，我還是不敢保證周朝能長治久安。哎，你說過我有能力治理好周朝，即使有你的鼓勵，我也不敢坦然安享上天的護佑，而不考慮上天的懲罰。現在萬民沒有產生強烈的不滿情緒，這是因為我們有良好的治理呀。後代子孫若不敬畏天地，放棄先王的良好傳統，那是他們不知天命難得。不能迷信上天，上天保佑是因為良好的治理。如果不恭敬謹慎治理國家，上天便會終結這個政權。所以後代子孫要繼承前人的優秀傳統，真心造福社會。現在我並不想為後代做示範，只是把先王的優良傳統加以光大，讓年輕的成王繼續發揚。”

周公繼續說：“上天的保佑要求我們先有良好的治理，所以不要迷信上天。只要我們能夠把文王的德政發揚光大，上天便不會終止周朝的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