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中華治道中的權與法，不是現代學人熱衷討論的權力與法律之辨，而是經與權，常道（法）與權變之辨。這是中華治道的核心問題。

本節從正反兩個方面，論述如何以恩惠、均平、悲哀、快樂、禮義、技藝、政令、事功、獎賞、中道、權變治理萬民，強調權變的重要性。

《禮記•喪服四制》云：“權者，智也。”中國古典政治本是智慧之學，守經達權，既堅持原則常法，又能變通行事。

什麼是權和經呢？孟子曾有一個很好的定義：“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xié，心裡懷著——筆者注）其變權，乃得為賢。”（《韓詩外傳•卷二》）出自孟子和弟子高子的一段對話。事情是這樣的——許穆夫人是衛懿公的女兒，當初許國和齊國同向衛國求親，懿公選擇將女兒許配給許國。而女兒卻認為，許國小而遠，齊國大而近，衛國一旦有事，可以得齊國之助，希望將自己嫁到齊國，衛懿公不聽。後來狄人來攻打衛國，許國不能救，狄人大破衛國。許穆夫人作《載馳》慰問衛侯，這首詩後來被收入了《詩經》。但高子認為衛懿公的女兒自願嫁到齊國不合禮儀，她的詩怎能編入《詩經》呢？於是孟子作了上面的回答，並指出，有衛女那樣忠於國家的志向則可以權變，自願出嫁，若沒有衛女那樣的心胸，則不可以權變。《韓詩外傳•卷二》：“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更明確定義說：“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也就是說，權變是在常法的基礎上做出的非常之舉，最終目的依然是維繫常法、善道。

魏晉南北朝時的重要子書《齊子新論》專有《明權章》，對於我們理解經權之辨，權與法的關係很重要。文中說：“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對於常道與權變的關係，作者認為固守常理就不能很好地變通，只有拋開常理才能加以權變，這與本篇“以權從法則不行，行不必法”“權不法”的思想是一致的。這個道理微妙難懂，作者還用形象的比喻解釋說，常道就如同平常我們要穿衣戴帽一樣，而權變如鎧甲和頭盔，只有在打仗時才用，並不經常使用，所以只有賢哲之人，才能處理好二者的關係。《齊子新論•明權章》：“夫有道則無權，道失則權作。道之於用，猶衣冠之在身也；權之輕重，猶甲胄之衛體也。介胄禦寇而不可常服，權以理度而不可常用，自非賢哲，莫能處也。”

《齊子新論•明權章》也提到了“惠而忍人”的問題，強調為了維護大義，即便親情也要拋棄，因為親情與大義相比，後者更為重要，歷史上大義滅親的人很多。比如舜流放了弟弟象，周公誅殺了哥哥管叔，春秋時衛國大夫石碏（音què——筆者注）殺死了自己的兒子石厚，魯國公子季友用酒毒死哥哥叔牙。

實踐中道卻不行權變，就會偏執一端，最終背離無可無不可的中道。孟子激憤地寫道：“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上》）

在遵守常法的基礎上權變，才能實踐中庸之道。《荀子•天論》說：“不知貫（貫，一貫原則，常道——筆者注），不知應變。”

受西方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影響，今人喜歡以一端為真理，將德法、經權、公私等截然對立起來，真可謂“執一無權”。難怪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感歎，可以一起學習的人，未必都能學得正道；能夠學得正道的人，未必能夠堅守正道；能夠堅守正道的人，未必能夠力行權變。《論語•子罕篇》：“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中庸之道如此難能可貴！

經文：

撫之以惠，和之以均；斂之以哀，娛之以樂；慎之以禮，教之以藝；震之以政，動之以事；勸之以賞，畏之以罰；臨之以忠，行之以權。權不法，忠不忠；罰不服，賞不從勞；事不震，政不成；藝不淫，禮有時；樂不滿，哀不至；均不一，惠而忍人。凡此物，權之屬也。

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死。均一則不和。哀至則匱，樂滿則荒。禮無時則不貴，藝淫則害於才，政成則不長，事震則寡功。以賞從勞，勞而不至。以法從中則賞，賞不必中，以權從法則行，行不必以知權。權以知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終。

語譯：

用恩惠安撫民眾，用公平團結民眾；以悲哀節制他們的沉痛感情，以快樂娛悅他們；用禮使他們和順，用技藝教他們本領；用律法政令規範他們，用勞役兵役動員他們；用獎賞勉勵他們，用懲罰威懾他們。總之，治理民眾要中正無偏，推行政令要通權達變。通權達變則不必拘守常法，把握中道則不必固守一端，要以權變實現真正的中正之道。懲罰不能使人強行服罪，要罪罰匹配；賞賜不能唯力役勞作是從，要重功而輕勞；役使百姓不可態度驕橫，為政治民不可一成不變；技藝不宜過分精巧，禮儀要講究時節合宜；歡樂不能無所節制，悲哀不能達到極限；均平天下卻不能簡單的整齊劃一，恩惠愛人但對某些人要有狠心。凡此種種，都是權變的智慧。

只知行恩惠，而縱容本該嚴懲的惡人，那麼善良的人就會不勝其害，與其讓惡人為害社會，不如及時殺死他。形式上的平均一致，反而會破壞實質的公平，社會不公則民眾不和。哀戚達到極點就難以為繼，歡樂沒有限度就淪為放縱。禮儀不合時節就不美好不可貴，技藝過度精巧就靡費錢財。政事一成不變，就不可長久，役使百姓而盛氣淩人，就難有功績。賞賜如果單憑力役之勞，民眾便只會按部就班，徒勞而無功。以刑罰使人屈服，不是心悅誠服。以常法的“中”作為不變標準進行賞賜，則賞賜必然會有不當的情況。要權變去符合常法必然行不通，行為不必都合乎常法。遵守常法還要通曉權變，行權變要留心事務的細節先兆，把握細節先兆就能夠洞悉起因，洞悉起因就能夠預謀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