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不同文明的政治特色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人性觀。美國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指出：“政治理論一般基於人類行為理論……人類行為理論基於人性理論，也就是從人類普遍共有的生物性中產生的規律。”（法蘭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求》，中譯出版社2022年版，第17-19頁。）

受西方“透過現象”追求本質的思維方式影響，福山認為人性“獨立於具體的社會或文化而存在”，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東西方的人性觀明顯不同，這種不同導致中西政治文明迥異。

受基督教原罪觀念的影響，性惡論在西方世界一直居主流地位。據《舊約》，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受了蛇的誘惑，偷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實，犯罪而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園。羅馬帝國時期的神學家奥古斯丁（西元354年-西元430年）因此提出了“原罪性惡論”，認為人類始祖有罪，其子孫天生本性墮落，生而性惡。現世中人無論如何也不能達到至善的境界。一個人不能拯救自己，只能服從教會，等待上帝的恩典得救。

奥古斯丁的觀念統治了整個中世紀。直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我們仍能看到“原罪性惡論”的深刻影響。啟蒙思想家發現了人，卻沒有發現“人性本善”的一面。所以他們普遍對統治者不信任，認為如果沒有外在力量監督統治者，統治者必然走向墮落。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年-1755年）指出，人性卑鄙，有權必濫，所以必須對權力進行限制。他據此提出了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的著名政治制衡原則。

反觀中國，我們幾乎看不到性惡論的影子。自西漢學者劉向在《孫卿書錄》中說“孫卿（即荀子——筆者注）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後世多有學者認為荀子主張性惡論。宋代理學家“尊孟抑荀”，性惡論成了他們攻擊荀子的靶子。程頤說：“荀子極偏駁（偏駁，不周遍；不純正——筆者注），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二程集》卷十九）

至清代，已有學者注意到《荀子》以“性惡”為標題，只是因為他反對孟子“偏駁”的性善論。《荀子•性惡篇》中明確肯定人性有本善的一面，認為“塗之人（塗，通途，塗之人代指普通人——筆者注）可以為禹”，因為普通人身上具有懂得仁義法度的素質，實行仁義法度的條件，“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清代經學家戴震引用《荀子•性惡篇》的話論證說：“‘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孟子字義疏證•性》）

“塗之人可以為禹”與《孟子•告子下》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沒有本質區別，只是荀子不僅承認人性善的一面，還承認人性惡的一面，實際主張人性本來有善有惡。人性自然趨利（好）避害（惡），無論個人還是社會，若對趨利、避害不加以節制，會導致人性善的一面消亡。堯舜禹那樣的人能夠不斷提升自己的人性之善，最終成為一代聖賢。這是先哲對人性的基本看法，中華政教實建基於此。

事實上，孟子性善論在中國文化中反而是異類。只是宋以後，理學家以佛釋儒，孟子性善論與佛家本性論有相通之處，所以才受到大肆吹捧。關於荀子的人性論研究，感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清華大學廖名春教授的《<荀子>新探》一書第三章《人性論》，該書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

本節開篇即指出好惡是人類的天性，誠如《郭店楚簡•性自命出》所說：“好惡，性也。”只有明確社會職分，節制人類好惡的本性，才能抑制競爭掠奪，人人謙讓，建立起良性的社會合作秩序。這是明王聖賢承擔的首要任務——堯舜禹這些人具有更高的德行智慧（賢），更強的做事能力（能），他們有能力領導民眾，造福民眾。

西方的原罪性惡論導向重視外在監督的民主政治。中國的人性有善惡、趨利而避害的觀念導向持續至今的賢能政治。選賢任能，成為中國數千年不變的選舉原則。

經文：

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喜，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民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事上。民至有惡不讓。不去其所惡，必犯法，無以事上。遍行於此，尚有頑民，而況曰以可去其惡而得其所好，民能居乎？若不（競）力，何以求之？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無禮，雖得所好，民樂乎？若不樂，乃所惡也。

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不次則奪，奪則戰。戰則何以養老幼？何以救痛疾死喪？何以胥役也？明王是以極等以斷好惡，教民次分，□□力竟任壯、養老、長幼有報，民是以胥役也。

語譯：

什麼是普遍的人性人情？凡是人，生來就有喜好有厭惡。稍稍得到一點他所喜好的就高興，大量得到他所喜好的就歡樂。稍微遇到一點他所厭惡的就憂慮，大量遇到他所厭惡的就悲哀。人們的喜好和厭惡，有何規律可循呢？人，都喜好資生之物，趨之若鶩，都厭惡致死之物，避之不及，所謂趨利而避害。人要是到了對喜好之物不能謙讓的地步，不順從他的喜好，他必定相爭而觸犯法律，就無法奉事君上。人要是到了對厭惡之物不能相讓的地步，不去掉他所厭惡的，他必定反抗而觸犯法律，就無法奉事君上。即使順從他所喜好的，除掉他所厭惡的，尚有頑劣之民不服從管教。何況不除掉他所厭惡的，也不順從他所喜好的，人們能安處而不犯法嗎？人之常情，都想得到所喜好的而去除自己所厭惡的，如果放任不理將會怎樣？人們就會憑藉各自氣力相爭相奪，毫不謙讓。眾人若失去謙讓，社會便喪失禮法。一旦社會沒有禮法，即使得到所喜好的，百姓能歡喜滿足嗎？沒有了最終的歡樂，那人們之前拼命追求喜好之物就失去了意義，果真如此，那世間便再無歡喜之物，全是厭惡之物了啊！

但凡人們不能忍受好惡，就不會安於所處的等次職分；不安於所處職分就會發生爭奪，爭奪升級就會暴發戰爭。暴發戰爭，還怎麼贍養老人撫育兒童？怎麼救助病痛安置死喪？怎麼相互幫助共用生活？因此，明智的君王確立差異等級，以斷絕人們過分的喜好與厭惡之念，教化他們安分守己。努力創造幹事創業的社會條件，選拔年青人，使壯有所用，老有所養，幼有所長，並制定政績標準定期陳報考核，如此百姓便可友愛互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