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在古代地中海世界，戰爭通常的作法是：被征服民族降為二等公民，擁有更少的權利並承擔更重的稅，而戰俘則直接淪為奴隸——一直到穆斯林馳騁北非的時代依然是這樣。

西方世界長期按種族和宗教分界，平等和自由只限於某一族群或宗教之內。西元439年正式施行的羅馬帝國《狄奧多西法典》明確規定，猶太人不得建造新的會堂，不得從事律師、公務員、士兵等行業；“黑命貴”運動在21世紀的美國爆發，反映出種族嚴重不平等的冰冷現實。

中華世界不是這樣。“天生萬物，惟人為貴”，人命關天，人命最貴的觀念深入人心，任何人，無論尊信何種宗教，無論屬於哪個族群，都應獲得平等的對待和尊重。反映到戰爭上，如何將敵對族群納入統一的政治共同體，使之成為天下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歷代政治家關注的重要問題。

《逸周書•武稱解第六》將安撫敵對民眾的政策稱為“武之撫”和“武之定”，二者略有區別——戰勝了敵人，要發號施令禁止官吏搶劫，不得侵淩強暴民眾，不降低敵人的爵位，田地住宅也不減損，讓他們各自安定親屬，這樣民眾自然歸服，這是武事的“撫”；普天下歸服以後，止息戰爭興辦文教，平掉險阻工事，毀掉打仗的武器，四方敬畏服從，包有天下，這是武事的“定”。文中說：“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

中國古典政治學原典《黃帝四經•國次》主張兼併他國一定要慎重，對於那些當罪當亡的國家解除其武裝，卻不可隨意掠奪，要做到“兼之而勿擅”，這才能實現長治久安。聖人的征伐之道是：兼併他國後，要拆毀它的城郭，焚毀它的鐘鼓，均分它的資財，散居其子女後代，分其土地賞賜賢能之人，總之不能獨自佔有，因為這功績是天道促成的。如此方能功成不去，沒有後患。“故聖人之伐也，兼人之國，墮其城郭，焚其鐘鼓。布其資財，散其子女，裂其土地，以封賢者，是謂天功。功成不廢，後不逢殃。”

對照《尚書•多士》，我們發現周公安撫殷人的政策與《逸周書•武稱解第六》《黃帝四經•國次》所論若合符節。對於殷商貴族，周公沒有採取“包下來”的政策，而是選拔任用其中的賢能之士，“惟聽用德”；同時，給普通百姓以出路，分給他們土地田宅，讓他們在洛邑安居樂業，就是本節所說的“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於茲洛”。

政治問題說到底是人事問題。只有選賢任能，將不同階層、不同族群的人吸納入政治組織中，才能“建中”，建立穩定的政治共同體核心——中央政府。《尚書•多方》特別指出，對於辛勤耕耘的殷人，周人會賞賜他們，並將這類人選拔到朝廷中來。對於盡心盡職的官員，還要大加提拔。“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從“惟人為貴”的文明觀念到戰後安撫的高明政策，中國先賢建立了超越西方的理論體系。無疑，它們將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寶貴思想資源。

經文：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用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於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語譯：

周成王說：“殷商遺民們，周朝平定了以管、蔡、商、奄為首的叛亂後，加強了對你們的管控和教化。周朝奉行天命平定叛亂，將你們遷徙到遠離故地的洛邑，距離我們更近，便於管控，讓你們自覺地為周朝服務。”

王說：“我要強調的是，現在不想殺掉你們，只是再一次向你們申述前面的訓誡。目前在洛地興建城市宮室，一來便於天下四方諸侯朝貢，二來也便於你們為王室奔走效力，你們必須盡心為周朝服務。在這裡，你們仍然擁有賴以生存的土地，仍然可以安心勞作和生活。你們要敬事周朝，因為不殺你們是上天對你們慈悲。如果不敬事周朝，再次叛亂，你們不僅會失去土地，我還會以上天的名義懲罰你們。現在你們好好在這裡安居，開始新的生活，這才是正途。辛勤勞作，爭取好的年成。從遷徙洛邑開始，只要安心勞作，順從周朝，將來你們的後代子孫會在此興旺發達起來。”

王說：“你們要順從周朝，只有這樣我剛才所言——你們會擁有新生活，你們後代會興旺發達，才能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