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翟玉忠 付金才 發布時間: 2022-12-12
經義:
對於《多士》的寫作因緣,僅司馬遷《史記》就存在兩種看法。
《史記•周本紀》認為,周人為了平定東方,調整了周初就地安置殷商遺民的政策,改為異地安置,將部分殷人遷到新都洛邑,周公以王命訓導告誡殷商貴族,作了《多士》和下一篇《無逸》。“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無佚》即《無逸》——筆者注)。”
《史記•魯周公世家》則認為,《多士》訓誥的物件是周成王。成王年幼時得了病,周公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河中,並向神祝告說:“成王幼小沒有主張,冒犯神命的是我。”事後還把那祝告冊文藏于秘府。等到成王臨朝聽政後,有人說周公壞話,周公被迫逃亡到楚國。成王打開秘府發現周公當年的祈禱冊文,感動得淚流滿面,趕快派人迎回周公。周公回國後,擔心成王年輕,為政荒淫放蕩,就寫了《多士》《毋逸》(即《無逸》)。《史記•魯周公世家》還化用了本節第三段原文:“自湯至於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意思是說,自湯至帝乙,殷代諸王無不遵循禮制祭祀,努力造福人民,都能上配天命。到殷紂時,他大為荒淫逸樂,不顧天意民心,百姓都認為他該殺。
從《史記•魯周公世家》中,我們能看到周初國內外局勢的高度複雜性。以周公之聖、之忠,尚難以免除逃亡楚地的命運,何況普通人呢!
通讀《多士》可發現,第一種說法顯然更符合文意。周人讓殷商遺民分赴各諸侯國以及西遷洛邑,普通民眾安土重遷,此舉必然招致殷民的怨恨。周公向他們說明遷徙原因,宣傳安撫政策,指明前途,合乎情理。唐代孔穎達《尚書正義》云:“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眾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
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商人重鬼神。《禮記•表記第三十二》引孔子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多士》周公屢言帝命,以神道設教,從中也可以看出其講話物件是殷人。
周公引用上古格言“上帝引逸”,這裡的“引”是收斂、節制的意思。與下文的“有夏不適逸”中“適”字意義相同。《呂氏春秋•重己篇》有“故聖人必先適欲”,東漢高誘注“適,猶節也。”
看來,因人情節人欲的中華禮義之道流源極遠,可以上推到以神為本的時代。上古先民認為,上帝不放縱人欲,讓人縱情逸樂;對於逸樂者必然去收斂他,使之無大過。
從“上帝引逸”到“因人情節人欲”的人文禮義——對三千年前推演天道以明定人事的周人來說,可能是自然而然的發展,但對整個世界文明史來說,卻是人類從“以神為本”走向“以人為本”的革命性跨越。
歐洲中世紀禁欲主義盛行,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西方重新發現了人。在宗教與人文的衝突中,今天“以神為本”的宗教仍是西方文明的根基,而其世俗社會卻走向了縱欲的極端——資本膨脹、物欲膨脹,這種生產生活方式已嚴重威脅到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走向中道,走向可持續發展,東西方都要回歸“因人情節人欲”的禮義文明——對內節制物欲,對外節制資本!
經文:
“我聞曰:‘上帝
“自成湯至於帝乙,
語譯:
周成王親政第一年的三月,周公剛到達新都洛邑,便以成王的命令訓誡殷商舊臣。成王這樣說:“你們作為殷商遺民,應明白殷商滅亡的原因。其之所以滅亡,是因為紂王不恭敬上天,上天便給你們降下亡國之禍。我們周國佑助上天,奉行上天聖明而威嚴的旨意,推行王者的誅伐,宣告殷商統治天下的權力被上天終結。現在我要告訴你們,不是我們小小周國膽敢奪取殷商政權,而是上天不肯把治理天下的重任交給那些相信誣罔之言,相信依靠暴力可以治理好天下的人,所以才護佑周國滅商。如果不是天命所加,我們怎麼敢妄求大位呢?上天聖明且威嚴,作為上天的下民只能秉承其旨意行事。”
“我聽說過這樣的格言:‘上天是反對治國者驕奢淫逸的。’夏桀毫無節制的放縱,引起上天的不滿,上天便發出嚴厲的訓誡,勸阻夏桀。夏桀不僅不接受勸誡,反而更加驕奢,還說了很多侮慢上天的話。於是上天不再眷顧夏朝,降下致命的懲罰,廢除夏朝的統治。上天便命令你們的祖先商湯滅夏建商,任用賢能之士共同治理天下。”
“從成湯到帝乙,這些君王都能行福民愛民之政,認真祭祀天地等,所以上天就堅定地護持他們治理殷商,安定天下。商紂王極不敬畏上天,又何談他能尊重和學習勤于治理家國的先王智慧呢。商紂王十分淫逸放縱,根本不顧天意和百姓的困苦,因此上天便不再保佑他,用亡國失位來懲罰他。因為上天不能將治理天下的使命交給那些不力行愛民之政的君王。你們想一想,所有曾經滅亡的國家,無論大國小國,哪個不是因為治理不佳而招致上天懲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