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全球版戰國時代。

這是越發白熱化的列國大爭時代。

這是需要直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鴉片戰爭後，救亡圖存的中國已經習慣於以別人為師，英法、德日、蘇俄，乃至小國新加坡……我們走過一個個標杆。

“山高人為峰”。今日初步富強起來的中國需要開拓自己的路，一條邁向光明未來的路！這條路不可能憑空而來，它須立足于中華五千年豐厚的文化積澱，立足過去百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經驗！

這客觀上要求新時代學人改變過去一百多年的學生心態，從探索者的角度認識開拓新道路。因此，我們必須轉變三大思想觀念：從疑而非古到信而好古；從不破不立到不立不破；從以西釋中到返本開新。

一、從疑而非古到信而好古

世界範圍內，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積累了如此豐富的學術資料——從西元前21世紀的堯舜時代一直持續到西元21世紀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歷史記錄從未中斷。如果我們以正確的態度開發這些寶藏，找到其中經過歷史檢驗的普遍規律，必將為人類開拓出嶄新的天地。

早在38年前，哈佛大學張光直教授在北京大學考古系所做的“考古學專題六講”中就提到：“中國擁有二十四史和其他史料構成的文獻史料，又由於史前考古和歷史時代的考古，進一步充實了中國的歷史資料，並把中國歷史又上溯了幾千年。在全世界，很少有哪個區域的歷史過程有如此豐富、完整的資料。既然如此，在中國這樣大的地域，這樣長的時間內積累起來的眾多資料中，所看到的歷史發展的法則，是否應該對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論，即對於社會科學關於文化、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具有真正新穎的啟示，或有所開創？”【1】

宋人做學問喜歡師心自用，對經典妄加懷疑也從那時開始，至清末民初，遂成巨流。特別是20世紀初集疑古思潮之大成的“古史辨派”，他們深受缺乏史官傳統的西方影響，從經學到史學再到子學，幾乎懷疑一切，卻又沒有提供科學實證，結果極大撼動了中國文化的根基。儘管今天考古資料證明他們的懷疑大多空口無憑。特別是古書的辨偽，造成了太多的“冤假錯案”。古文字學家裘錫圭先生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總結道：“根據上世紀70年代以來出土的先秦秦漢文獻來看，古史辨派在古籍真偽和時代方面的見解，可以說是失多於得的。”【2】

中國有數千年史官傳統，他們秉筆直書，記錄著這個民族前進的軌跡，司馬遷的《史記》之所以有“實錄”的千古美譽，是因為他繼承父業為太史令，能恰當取捨諸多先秦流傳下來的經、史、諸子文獻。處於司馬遷千載之下的我們，怎能隨意懷疑經典呢？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面對疑古學派的滾滾思潮，章太炎先生大聲疾呼：“經史傳世，江河不廢。歷代材智之士，籀讀（音zhòu dú，誦讀——筆者注）有得，施之於用而見功效者，不勝僂指（音lǚ zhǐ，屈指而數——筆者注）……（經史）率皆實錄。實錄者，當時之記載也。其所根據，一為官吏之奏報，二為史臣所目擊，三為萬民所共聞，事之最可信者也。”【3】

經典是一個族群賴以生存的文化血脈。人類學的研究表明，它同基因一樣，是人類演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即便是那些沒有文字的狩獵採集部落，對於口頭流傳的經典也採取尊重、崇信的態度，現代西方一神教族群更是推重自己的宗教經典。但過去百年來許多中國學者不是這樣，再真實的經典，也會被他們當作僵死的史料，用西方學術框架進行“削足適履式”研究。結果是20世紀初“整理國故”運動以來，中國人價值體系幾近全面崩潰，話語權和合法性不斷流失，我們至今沒能建立起自己的學術體系！

對胡適將國學“做成中國文化史”的學術路線，清華大學哲學系陳壁生教授批判道：“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即便心存溫情的敬意，也必將瓦解‘中國’自身的價值系統。中國古代那些偉大的注經家，在注經過程中不斷彰顯經學作為‘常道’的義理，以使之引領一代又一代的歷史進程。而今人如果以‘歷史’眼光看待他們，則古人的一切努力，都會被瓦解在時間的河流中，成為‘經學史’、‘思想史’的一個部分。”【4】

百年歷史表明，按照現代與傳統對立的邏輯，將中國本土學術史學化，是思想文化領域的虛無主義——將中國四五千年的學術命脈連根拔起，這是文明自殘！

今天，我們必須轉變對傳統經典和學術思想疑而非之的態度，回到孔子“信而好之”的正確思想路線。《論語•述而》開篇引孔子語：我只轉述先哲的思想而不創立自己的思想，我相信且喜好古人的經驗。“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這才是人類對待經典的普遍理性態度。因為經典承載的文化是一個族群演化的主要動力之一，決定了文明的本色——只有回歸經學，回歸經典，回歸靈魂家園再出發，我們才不至迷失自我！

二、從不破不立到不立不破

中國近代史是受列強欺辱的歷史，也是奮起革命的歷史。

很少有時代如清末民初一樣，中國前所未有地面臨著亡國滅種大危機。當時凡有血性者，皆為探尋救亡之路而上下求索。由於我們已無法從腐朽的宋明理學中找到現代化思想資源，只得將目光投向了西方，認為只有擺脫中國舊文化的包袱，以西方為師，方能復興中華。

所以當時人們大膽破除文化中不合時宜的一切，認為只有破壞掉舊的世界，才能建立起新的世界。不破不立，其高潮是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

近些年，每到“五四”紀念日，就有人提出“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致使中國文化衰落，這種想法過於淺薄。因為正是“五四”運動及後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掃除了復興中國文化的主要障礙之一——宋明理學，那是一種佛學化的、具有極大誤導性的中國文化！

哲學家賀麟先生1941年就指出這一點，儘管他並未找到復興中國文化的道路。賀麟寫道：“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一個大轉機。表面上，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個大運動。但實際上，其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功績與重要性，乃遠遠超過前一時期曾國藩、張之洞等人對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國藩等人對儒學的宣導與實行，只是舊儒家思想的迴光返照，是其最後的表現與掙扎，對於新儒家思想的開展，卻殊少直接的貢獻，反而是五四運動所要批判打倒的對象。”【5】

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從經濟層面消滅了宋明理學深入基層的力量士紳地主階層，士紳地主所代表的君權、族權和夫權衰落，婦女得到解放，人與人對等的社會關係（禮的應有之義）得以重新確立……諸多偉大的社會改造成就，影響深遠。

從中央蘇區時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就重視婦女解放，婦女平等參加勞動，參與政治，婚姻自由，解放後，婦女解放的相關措施成為國策。據相關研究：1950年女性黨員占比高的縣，到20世紀80年代，女性相對於男性的受教育水準也更高，出生人口性別比更加平衡。人民公社時期女性勞動參與率大幅度提高，改革開放後這一傳統得以保留。當今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保持在60%以上，遠高於50%的世界平均水準。【6】

新文化運動以推翻舊道德的束縛為己任。問題是，推翻舊道德後，我們並不能建立起系統的新道德來。科學家丁文江是中國地質學的開創者之一，由於長期受到科學訓練，他以“科學”的生活方式著稱——每天必睡8個小時，到哪裡都要對自己的餐具消毒，極講衛生。

留學英國的丁文江似乎沒弄清西方人倫道德的基礎是宗教，他回國後要建立以科學為基礎的人生觀，一生中曾三次宣佈這種人生觀——當然最後都流於空想。去逝前兩年（1934年）他寫了《我的信仰》一文，還希望建立起用科學習慣和世界觀培育自我犧牲的宗教。丁文江寫道：“我相信不用科學方法所得的結論都不是知識，在知識界內科學方法萬能。科學是沒有界限的，凡有現象都是科學的材料。凡用科學方法研究的結果，不論材料性質如何，都是科學……舉凡直覺的哲學，神秘的宗教，都不是知識，都不可以做我們的嚮導。”【7】

宋明理學將天理與人欲對立起來，誘導普通百姓踐行禁錮人性的倫理道德，理應被推翻。關鍵是我們還要建立起一種超越宋明理學，基於社會自然分層和對等社會關係的人倫道德來，只有這樣才能鞏固百年社會革命的成果。否則，在市場經濟的薰染下，社會有滑向去道德化的危險。

無論在道德領域，還是在學術的各個領域，目前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建設一個新世界，建設一個新時代，而非破壞一個舊世界，破壞一個舊時代。這就要求我們轉變思維觀念，以不立不破取代不破不立。

三、從以西釋中到返本開新

近代中國文化的一大悲劇是“以西釋中”，按西方之履削中國之足，導致中國本土文化大面積沉淪。不幸的是，今天這仍是中國文化研究的主流。

悲劇是從100年前，胡適發表著名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開始的。1923年北京大學創辦《國學季刊》，揭開了“整理國故”的帷幕。《國學季刊》隸屬于中國現代大學體制下最早成立的專門性國學研究機構——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刊宣言代表了國學門全體同仁的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之後百年中國文化的走向，以及中國學術的範式。

根據這份宣言，中國本土學術體系成了“故”，成了歷史。如何將之現代化（即西化）呢？就是用西方之學裁剪中國之“故”。這種學問是“國故學”，簡稱國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寫道：“‘國學’在我們的心裡，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

偷樑換柱，將“國故學”說成“國學”，等於將中國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國數千載的學術體系判了死刑，且給她樹起一塊“國故學”的墓碑，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如果將胡適提倡的“國故學”比作一台電腦，那麼輸入的是中國文化，輸出的則是以中國文化為研究物件的西方文化。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發表後，很快有人看到這一研究路線的災難性，它遭到了章太炎、梁啟超、張爾田、孫德謙、柳詒徵等人的批評。“國故學”不可以簡單稱為“國學”，民國學者曹聚仁認為這將導致中國本土學術體系（國故）的異化，他說：“按之常理，國故一經整理，則分家之勢即成。他日由整理國故而成之哲學，教育學，人生哲學，政治學，文學，經濟學，史學，自然科學……必自成一系統而與所謂‘國故’者完全脫離。”【8】

“國故學”實為“亡國故之學”！朱宗熹先生寫道：“名為研究國學，實則促國學於淪亡。名為考訂經傳，實則淪經傳於散佚。”【9】

歷史沒能阻止西學大潮鋪天蓋地般湧入中國，胡適式“整理國故”運動成了“消解國故”運動，直到今天，還有不少學者為之痛心不已。吳晶、張昭軍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國學只是國故學》一文中說：“《宣言》主張把一切‘國故’作為有待考證的史料，客觀上否定了中國學術體系的主體性和合法性，輕視了乃至無視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價值。就此而言，國學研究無異於釜底抽薪，實際上是對中國學術體系的一種解構。”【10】

今天，我們所要做的，就是以壯士斷腕的決心，結束過去百年“以西釋中”的錯誤學術路線。在接續中國五千年學術傳統的基礎上，貫通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學術，返本開新，構建一種新的學術體系。

從以西釋中到返本開新，這是中國現代學術範式的偉大革命，也是中國文化的鳳凰涅槃。要實現這一點，我們必須牢牢抓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主軸！

約略言之，過去四五千年，中國社會的指導思想只有兩種，一是20世紀以前以“天下為公”的經學為指導思想，二是1949年解放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貫通二者，需要我們站在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上，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區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復興精華的中國本土學術體系，再用這種中國本土學術體系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人類文明探索出一條迥異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當然，除了馬克思主義，我們復興中國文化還需要借鑒人類學、心理學等諸多現代西方文明成果。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也須借鑒當代資本主義的成敗經驗；無論是狹隘的中國文化本位還是偏激的全盤西化，都背離中道——我們要在堅守主體性的基礎上開出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新文化！

如果中國學人繼續株守過去百年的錯誤學術路線，迷信基於私人大資本的“西方現代（資本主義）學術”，在當前的戰略環境下，是不折不扣的與虎謀皮——在學術思想已成為戰略工具的當代是極其危險的。

晚清重臣張之洞在《勸學篇•序》中說：“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裡在學。”學術重要如此。

學術關係國運之根本。對於學術路線，吾輩敢不三思而後行之！

再蹈覆轍，以西釋中，國將無學矣！

居廟堂者知否？知否!

注釋：

【1】張光直：《考古學六講》，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2】裘錫圭：《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收入作者《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章太炎：《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收入作者《國學十八篇》，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年版。

【4】陳壁生：《經學的瓦解》，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163頁。

【5】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收入《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6】姚洋：《中國現代化道路及其世界意義》，載《國家現代化建設研究》2022年第3期。

【7】丁文江：《我的信仰》，載《獨立評論》第100號，1934年。

【8】曹聚仁：《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收入許嘯天編輯《國故學討論集》，上海書店1991年版。

【9】朱宗熹致邵力子的信，見曹聚仁《審訂國學之反響》，載1923年5月29日《民國日報•覺悟》。

【10】吳晶、張昭軍：《〈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國學只是國故學》，載2014年11月27日《團結報》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