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學者龔自珍有句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龔氏之言尚欠精准，應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經。”

何以這樣說？因為經學是一個族群的文化基因，發展藍圖，決定了一個族群的公理和是非標準。而史學早期只是經學《春秋》類的一部分，《漢書•藝文志》所列書目可謂集漢以前學術成果之大成，其中並無史書類。司馬遷以“繼春秋”（大義）之志所作的《史記》列在《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春秋》類，稱“太史公百三十篇”。

受西方影響，今天史學退化為記述史實的學問，根本不能同經學相比。史實可以被扭曲或忘記，但如果中斷了經學血脈，一個族群終將因失去自我而消亡——哪怕他們的基因仍殘存在人類基因庫中。

同世界上所有族群一樣，在中國文化中，經是聖賢對千萬年實踐經驗的總結，個人生活和社會實踐的指南，是文明的不竭源頭，具有超越時空的特點。清代《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開篇即說，經書皆由聖人編輯刪定，作為基本范式為萬世所效法。其中的宗旨，重要顯明如正午太陽一樣照耀天下。“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

四庫館臣認為，猶如幾何學中的數學公理，經學是一個社會的公理，是判斷一切是非的標準。“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夫學者研理于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總敘》）

為何經具有超越時空的特點呢？先賢認為聖人考察萬事萬物的基本規律，抓住了宇宙人生的常理，用以教化大眾，這樣的書就是經。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宗經》定義說：闡明天、地、人普遍道理的，這種書叫做“經”。所謂“經”，就是恒常久遠的道理，不可改易的偉大文教。經書取法於天地，征驗於鬼神變化，深究事物的規律，從而制訂出人倫綱紀。“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

此非譽美之詞。因為中國五千年文明史，98%以上的時間都以經學為基本指導思想。1949年史學家蒙文通先生（1894-1968年）指出：“由秦漢至明清，經學為中國民族無上之法典，思想與行為、政治與風習，皆不能出其軌範。雖二千年學術屢有變化，派別因之亦多，然皆不過發揮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則莫之能異。其力量之宏偉、影響之深廣，遠非子、史、文藝可與抗衡。”【1】

李澄源先生（1909-1958年）著《經學通論》，將恒常的經學與一朝一代的法律相比較，對於經學在公私生活、政治法律中的意義，論述更為詳盡。他說：“吾國既有經學以後，經學遂為吾國人之大憲章，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天下國家之理想。聖君賢相經營天下，以經學為模範，私人生活，以經學為楷式，故評論政治得失，衡量人物優劣，皆以經學為權衡。無論國家與私人之設施，皆須于經學上有其根據。經學與時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經學可以產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國人心目中，國家之法律不過一時之規定，而經學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萬古長存。“【2】

可悲的是，進入20世紀，國人已不識經學本來面目，連博學如梁啟超者，也認為二十四史不過是“帝王家譜”，對於《春秋》明王道，大一統，建中立極的大義，已經茫然無知。試想，寫史不以王朝為中心，何以完整論述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

當時竟有燒經之說。熊十力回憶：“時海內風氣日變,少年皆罵孔子、毀六經,餘亦如是。皮錫瑞在清末著《經學史》一小冊,曾謂當時有燒經之說,蓋實錄也。”【3】

歷史的不幸在於，中國人並沒有焚毀六經，卻用西方學術方法將之埋沒了。蒙文通先生痛斥：“自清末改制以來，昔學校之經學一科遂分裂而入於數科，以《易》入哲學，《詩》入文學，《尚書》《春秋》《禮》入史學，原本宏偉獨特之經學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學術之分類衡量中國學術，而不顧經學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其實，經學即是經學，本自為一整體，自有其物件，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為後來文化之指導者也。”【4】

經之靈魂是經義，經書中蘊含的義理。如果將經學置換為西方史學、哲學，簡直是買櫝還珠，會導致我們在思想、學術上成為西方附庸。清華大學陳壁生教授回顧經學被史學化，中國本土學術從“以經（義）為綱”，到“以史（料）為綱”，最後到“以（西）學為綱”的歷史後說：“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學術喪失了自身的價值系統，典籍成為‘史料’，中國學術也成了西方學術的附庸，即便最為保守的現代新儒學，也是建立在對西來大量觀念不加檢討的認同的基礎之上。而作為承載中國傳統義理的經學，則在現代學科中瓦解殆盡。”【5】近代諸多學人將經學史學化，以史學代替經學。將經學義理埋入歷史，以此消滅經學，方法何其隱秘！結果何其可怕！這是亡文化、亡天下！

國魂經學沉淪，只留下剝離了經學義理的“現代”史學，會使我們步入迷途，不僅難以解釋自身，更看不清未來。有人企圖在重史實的“現代史學”中找到方向，企圖通過歷史的吉光片羽考古遺物找到答案，這種迂回學術路線事倍而功半，甚至多勞無而功。因為考古遺物（除了帶文字的）不會說話，所得史實，如斷線之珠，難以貫通、詳明。

一百年前，考古學剛剛進入中國。對於當時學人迷信以考古器物證史，章太炎先生以契約在法官判案中的地位為例，批判道：“夫歐人見亡國無史，不得已而求之器物，固不足怪。吾華明明有史，且記述詳備，反言史不足信，須恃器物作證，以為書篇易偽，器物難偽。曾亦思‘書者，契也’，前人契券，流傳至後，後人閱之，即可知當時賣買之情狀，雖間有偽造，考史如官府驗契，亦可以檢察真偽。如不信史而信器，譬如訟庭驗契時，法官兩造（兩造，指訴訟的雙方——筆者注），並不懷疑，忽有一人出而大方言曰：‘契不足恃，要以當時交易之錢作證。’此非至愚而何？”【6】

身處21世紀的我們，似乎忘記了我中華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五千年綿延不斷的學術流傳，而盲目迷信西方史學及考古學，以西格中、削足適履，致使自身文明血脈經學被斬斷，這是怎樣愚昧無知啊！

放眼天下，中國經學不絕如縷，中華文脈不絕如縷。在西方社會科學的價值中立原則被嚴重侵蝕，人文學術日益蛻變為文化霸權武器的今天，“滅人之國，必先去其經”，吾信之矣！

注釋：

【1】蒙文通：《論經學遺稿三篇》，收入作者《經學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李源澄：《經學通論》，臺北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2008版，第4-5頁。

【3】熊十力：《論六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頁。

【4】蒙文通：《論經學遺稿三篇》，收入作者《經學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陳壁生：《經學的瓦解》，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頁。

【6】章太炎：《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收入作者《國學十八篇》，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