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北京大學創辦《國學季刊》，揭開了“整理國故”運動的大幕。由胡適執筆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被奉為這場運動興起的標誌。這篇宣言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佔據重要地位。時下，重溫《〈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能否從中有所鏡鑒、得到些許啟示呢？

1、《宣言》重要的地位

1923年北京大學創辦《國學季刊》，揭開了“整理國故”運動的大幕。由胡適執筆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被奉為這場運動興起的標誌。胡適在1922年11月9—15日的日記中合寫道：“這一星期之中……作《〈國學季刊〉序言》，約一萬多字，頗費周折；這是代表全體的，不由我自由說話，故筆下頗費商量。我做的文章之中，要算這篇最慢了。”18日的日記，又有：“晚上修改《〈季刊〉序》。此序給玄同看過，他有信來，指出幾點，故引起我的更動。”胡適頗費心思撰寫的這篇序言即《〈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國學季刊》由蔡元培題字，魯迅設計封面，主辦者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編輯委員會由胡適、沈兼士、周作人、顧孟余、單不庵、馬裕藻、劉文典、錢玄同、李大釗、朱希祖、鄭奠等組成。1923年1月，由胡適執筆的《發刊宣言》先是以不具名的方式刊發于《國學季刊》創刊號，後在《北大日刊》連載三天，翌年全文收入《胡適文存》出版。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佔據重要地位。這不僅因為，《國學季刊》隸屬中國現代大學體制下最早成立的專門性國學研究機構——北京大學國學門，《宣言》代表的不是胡適個人而是國學門全體同人的意見；而且在於，《宣言》作為“新國學的研究大綱”（唐德剛整理：《胡適口述自傳》），闡述了國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和方法，開闢了新的方向，引領了學術潮流。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著名學者余英時稱之為建立“新典範”的宣言書。十年後，北大依然自豪地聲稱：“國中研究國學之風大盛，實我校有以導其端。”（《國立北京大學志》，11頁，編纂處1933年）實際上，它的影響不限於當時的“整理國故”運動，而及於整個20世紀，甚至今日。在當前的文化氛圍下，對其予以回顧、反思和辯證分析，十分必要。

《宣言》緊緊圍繞三句話展開。“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材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和解釋。”這三句話內涵豐富，這裡僅揭示它們與中國學術轉型的關係問題。

2、《宣言》把中國學術歷史化、物件化

《宣言》認為，包括清代以來的中國傳統學術，把研究的焦點集中在經書身上，研究的範圍太狹隘了，因此主張“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把國學研究的物件擴大到包括經、史、子、集在內的一切歷史文化。《宣言》提出：“‘國學’在我們的心裡，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

《宣言》把民國以前的中國學術和文化稱作“國故”，言下之意，“國故”與“國故學”時代不同、性質不同。中國學術和文化（“國故”）即便不是故去（死去）的東西，也是過去的東西，已失去活力；而“國故學”，以“國故”為研究物件，則是新生的現代學術，代表了前進方向。這就從時間和性質上把二者區分了開來。

相對于中國傳統學術，《宣言》主張用歷史的眼光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把歌謠、小說、俚語等放在和經書同等重要的位置予以研究。這一方面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歷史文化的內涵，改變了中國舊史以帝王將相為主的局面；另一方面嚴重削弱了經學的地位，不僅摧毀了中國學術以經學為中心的傳統，而且，主張以治史的方法治經，祛除了經學的神魅，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

同時要看到，《宣言》主張把一切“國故”作為有待考證的史料，客觀上否定了中國學術體系的主體性和合法性，輕視了乃至無視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價值。就此而言，國學研究無異於釜底抽薪，實際上是對中國學術體系的一種解構。

3、《宣言》指示了中國學術轉型的方向和方法

鑒於國故的材料太紛繁了，初學者無從入門，無從下手，《宣言》主張先做一番整理工作，“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材料”。《宣言》提出，系統的整理可分三步：（甲）索引式的整理，（乙）結帳式的整理，（丙）專史式的整理。通過這三步，重新建構國學的系統。“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為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著這一個大方向走。只有這個目的可以統整一切材料，只有這個任務可以容納一切努力；只有這種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門戶畛域。”《宣言》主張，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一個包括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制度史等在內的中國文化史總系統。換言之，建構至少有十種文化專史組成的中國文化史總系統是國學研究的目標。

為實現這樣一個總目標，《宣言》指出了具體的步驟和方法。“第一，用現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簡的先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之類。這是一些大間架，他們的用處只是要使現在和將來的材料有一個附麗的地方。第二，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文化史分為各種文化專史，各種文化專史再細分為各種子目。

倡言以中國文化史為國學之系統，實際上是以現代學術分科意義上的“文化史”來演繹國學。通過學術分科，中國文化歷史材料與現代民族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宗教學、法學、語言文字學、文藝學等學科建立起一種合作與聯盟關係。在分科觀念的作用下，用科學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一個囫圇的國故學”便變成了切實可做的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宗教史等文化專史。專史子目的進一步細分，意味著各式舊史撰寫體例的終結，預示著專題研究和論文時代的到來。由此，籠統的無從下手的“國故”資料變成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統的“文化專史”。

如此一來，“整理國故”轉換成了“研究歷史”。國學研究擔當了新舊轉換的變壓器，輸入的是舊學“材料”，輸出的是新式“專史”。經此“整理”，中國傳統學術體系被分解，然後被歸入現代西式學術系統。中國學術脫胎換骨，呈現出全新的面貌，從而實現了與國際學術的接軌。

與此伴生的另一結果是，中國固有知識系統被割裂，經學等學問不再成為“學”，失去了獨立地位，《詩經》被劃入文學系統，《尚書》被劃入史學系統，《周易》被劃入哲學系統……存在見木不見林的可能性。胡適在《宣言》中所提出的研治國學的態度和方法，當時即遭到了章太炎、梁啟超、張爾田、孫德謙、柳詒徵等人的批評。有人說：“名為研究國學，實則促國學於淪亡。名為考訂經傳，實則淪經傳於散佚。”（朱宗熹致邵力子的信，見曹聚仁：《審訂國學之反響》，《民國日報•覺悟》1923年5月29日）現代學科的專門化和科學化，與中國傳統學術的人文性、整體性和貫通精神之間，含有內在衝突。專題和專史研究，最終能否結出通史碩果，而不是陷入碎片化的境地？答案似乎並不那麼乾脆和肯定。

4《宣言》學術理念的西方化

《宣言》指出：要做好前兩條，還必須注意博采參考的資料，進行中外比較。因為，第一，學問的進步不僅要靠精勤的功力，還需有綜合的理解。“學問的進步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積聚與剖解，二是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前者須靠精勤的功力，後者全靠綜合的理解。”要形成文化史系統，離不開對史料的組織、貫通和解釋。包括胡適在內，新派學人較普遍地認為，中國學術欠缺解釋史料的理論和能力。蔡元培曾為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作序時指出：“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第二，國學研究不僅要求得歷史真相，形成系統，而且要評判是非，重估價值，以便古為今用。《宣言》強調指出：整理國故，“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也就是說，國學研究還涉及到價值評判問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不僅關乎形式，而且關乎精神，要求引進西方的價值觀念，重建中國文化歷史的評價體系。如果把國學研究分作材料、形式（知識）、價值（精神）三層面，那麼，重新型塑後的中國文化史，從形式到精神已煥然一新，已是中國文化的新命。

梁啟超說：“凡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真，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宣言》主張“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和解釋”，對於打破中國學者的閉守孤立，開闊中國學者的視野，實現中國學術的國際化和現代化，無疑是寶貴的良方。歷史也表明，凡在國學研究方面建樹較高的學者，多具有較好的西學修養。

問題在於利弊相生，比較方法拿捏不好便有附會之嫌。胡適在《宣言》中舉例說：“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宣言》發表不久，這一說法就受到了質疑。有學者毫不客氣地指出：“王莽政策，何嘗有社會主義，試再取食貨、刑法志細看。”（問琴（宋育仁）評點《〈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四川《國學月刊》1923年16、17期）更引人深思的是，借用西洋的理論方法和價值觀念來解釋中國歷史，雖實現了中國文化和學術的現代化，但卻有導致自身文化傳統斷裂的危險。例如，金嶽霖在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時候，“難免一種奇怪的印象，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覺間所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美國人的成見。”（金嶽霖：《審查報告二》，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如何做到既脫了古人“儒書一尊”的偏見，又不帶上西洋人的成見？直至今天，這一問題仍有很大的思考空間。

（來源：2014年11月27日《團結報》第七版。原標題：《〈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國學只是國故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