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梓材》是周公給弟弟封治理衛國的三篇告誡之一，其他兩篇為《康誥》和《酒誥》。為在殷人反叛後穩定東方，周公可謂費盡了心血，多次談東方治理問題。僅據《史記•周本紀》：“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實際上《尚書•周書》很大一部分內容都是記載周公的講話。

本節最突出的一點是：周公強調法律、規矩是包括國王在內的所有人所共同遵守的。同時，他又告訴康叔要寬恕以前諸多犯法者。二者豈不前後矛盾？

原來，衛國是殷人故地，為了穩定局勢，必須先實施寬大、安撫的政策，但法治是常理，寬宥犯法者只是一時權變。

我們一定要準確理解中國古典政治理論中的法與權。中國的法觀念出自宇宙人生的規則、路線，即“道”，主張“道生法”。任何人，包括代表國家的君王，都在法之下。換言之，作為生法者的聖王君主一旦制定法律，自己也要與他人一起共同遵守，且不能隨意更改法律。《黃帝四經•道法》開篇指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鶡冠子•兵政》也說：“賢生聖，聖生道，道生法。”

反觀西方，“國王在法律之上”的觀點可謂源遠流長，根深蒂固。14世紀以前，西方普遍流行君權神授的觀點，如果君主的權力來自於神，那麼他顯然可以不受人類法律的約束。即使到16、17世紀“主權在民”觀念已經產生的時代，政治思想家格勞秀斯和霍布斯還認為，君權來自臣民的授權，但是君主並不受社會契約的束縛，因此，君主享有絕對的權力，主權在君，君主可以不受法律約束。

權是什麼？原指稱量物體重量的工具，也稱“錘”，後來引申為度量、權衡、權變。《孟子•梁惠王上》說：“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心地上的權衡、權變，即智慧，《禮記•喪服四制》云：“權者，智也。”因此，中國的“權”概念不能譯為西方政治學的中“power”，“power”來自拉丁語，指運用意志以達到某種目的的能力。而中國古典政治中的權，指一種權斷、權變的智慧，握最高權斷之柄是君主的特權（權勢）。西晉法學家劉頌所謂：“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晉書•刑法志》）

在處理權與法的關係上，先賢主張“審法慎權”，就是《論語•堯曰》中說的：“謹權量，審法度。”《管子•七臣七主》更明確指出：法律政令是君臣共同建立的，權勢才是君主獨攬的。君主失其所守則國家危險，官吏失其所守則國家混亂。刑罰由官吏裁決則國家得治，權勢由君主控制則君主有威嚴，法令得人民擁護則人民對國家親近。因此。明君總是明於法，慎于權，使上下安守其職分。“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商君書•權修》中將國家得到治理分為三個要件，分別是法律、誠信、權柄。上面說：“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權制，意為權柄，權宜之制——筆者注）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奸無端。惟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

相對于西方文化，中國先哲更好地處理了法與權的關係。聖人因道而權變，因權變而制法。《管子•心術上》說：“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於道。”

綜上所述，中國古典政治學是基於法治的智慧之學。難怪古人直接稱治理國家的路線治道為“道”，“道家”就是治國理政的“君人南面之術”——中華智慧之學由是生焉！

它超越印度佛教與西方基督教偏重離塵出世，升天自利的修行路線，錨定了中國人數千年來於塵世中內養外用，自利利他，圓融智慧的生活方式。

經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奸宄殺人曆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語譯：

周王說：“康叔呀，從普通民眾、官員至卿大夫，從官員到封地的最高長官，包括你自己，你們都要遵守法律和規矩。你更要重視手下官員，包括司徒、司馬、司空以及眾大夫，為建立你與眾官員之間的信任，要跟他們說：‘我不會濫殺無辜。’你要先于周天子對眾官員表示尊重和慰勞，到任後就儘快慰勞他們。要寬恕以前那些為非作歹、殺害俘虜的人，也要寬恕那些曾經刺探國家情報的人、那些曾經殘害他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