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酒誥》作于西周立國之初，周公有鑒於商人酗酒敗亡的教訓，嚴格要求本族人不得平時聚會飲酒，對違犯者，甚至處以死刑，目的顯然是防止周人腐敗。聖人在大亂之後，重其輕者，輕罪重罰，用心之苦，千載之後，仍可見一斑！

後世學人多反對法家重其輕者的刑事政策，不知千古聖賢居亂世皆如此。

但對那些違反飲酒令的殷商舊臣百官，周公卻採取了先教後誅，先禮義教化後施以刑罰的政策。這影響甚巨，先禮而後刑，反對“不教而誅”，成為後世重要的治國原則。

《荀子•富國》指出，既不能不教育就用刑法誅殺，又不能只教育而不誅殺，更不能誅殺而不獎賞。要禮與法，刑罰與獎賞並用。他說：“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勵（勤勵，勤奮——筆者注）之民不勸。”

孔子直言，不經教化便加以殺戮叫做暴虐。《論語•堯曰》引孔子語：“不教而殺謂之虐。”

《大戴禮記•禮察第四十六》論禮義教化與法律刑罰的關係，將禮比作防水的堤壩，禮廢弛不修，違法亂紀社會動亂就將發生，這就好比堤壩堵塞，大洪水就要暴發一樣。因為禮義因人情節人欲，讓各種倫理關係都能和協相處。文中說：“君子之道譬猶防（防，堤防——筆者注）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盈溢，猶言驕橫——筆者注）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倍死，同“背死”，不怕死——筆者注）忘生之徒眾矣。”

禮與法是相輔相成的，只不過禮禁止於違法行為發生之前，法懲戒於違法行為發生之後，所以法的作用顯而易見，禮的功用卻不易看到。文中說：“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從西漢時起，一種將禮義教化與法律刑罰對立的觀點產生了。一代儒宗董仲舒在給漢武帝的對策中，論述以德教治國而不用刑罰治國時，將陰陽對立起來，認為刑罰屬陰，而陰處於空虛不用之地，所以不當用刑罰。這一推理近乎荒唐，離陰陽對立統一、相生相剋的本義相差太遠。董仲舒寫道：天道最大的就是陰陽，陽是德，陰是刑，刑主殺，德主生。所以陽常常處在盛夏，任用是生育養長；陰經常處在嚴冬，積聚在空虛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罰的。王者秉承天意來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罰。

《漢書•董仲舒傳》記載：“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這一荒誕推理對後世影響非常惡劣。直到今天，還時常看到一些人在各種場合空談以德治國，片面強調禮義教化，“有治人而無治法”——背離聖賢中道，拋棄以法治國，拋棄法律刑罰，這要不得！

經文：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夫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於酒。”

“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於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於酒。”

語譯：

周王說：“康叔呀，我的告誡已經很多了。古人有句話：‘領導人不能僅以水為鏡觀察自己，更要以民眾為鏡子反觀治國理政之策。’想到殷商因為失去民心而滅亡，我們就會以史為鑒，認真反省自己，提高我們的治理能力。

“我還想說：你一定要嚴肅告誡這三類人：第一類是與殷商淵源很深的殷商遺臣、眾諸侯國君、眾史官、眾官員們；第二類是你的直屬部下、管理游宴休息的近臣、管理朝祭活動的近臣；第三類是負責保衛國家安全的軍事大臣司馬、負責農業生產的司農、負責制定法律的司寇，當然還包括你自己。你們必須採取嚴格措施強制禁絕飲酒。

“假如有人向你報告：‘現在有人正在聚眾飲酒。’你不要扮演老好人，縱容他們，應將聚眾飲酒者全部逮捕押送到中央，我將對他們處以死刑；對於從殷商歸順過來的舊臣百官，他們若沉湎於飲酒，可以不處以死刑，先對他們進行教育，給其改過機會。經過這樣明確的思想教育，若仍有人不遵從訓誡，我將不再同情他們，絕不赦免他們的罪行，將和聚眾飲酒者一樣處以死刑。”

周王說：“康叔呀，你要經常學習我對你的告誡，不要讓民眾沉湎於飲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