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本節講的法律涉及個人、家庭和政治，周公苦口婆心，一一向康叔說明。

深入研究表明，商代法律制度十分發達，且上上下下都要遵守，即使商王本人也不例外。據《史記•殷本紀》，太甲在繼位後“不遵湯法，亂德”，結果被大臣伊尹流放到桐宮，後來太甲深深悔過，重新遵守湯法，才又回來執政——這反映出人類早期普遍存在的原始民主政治特徵。

據《左傳•昭公六年》：“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可知三代皆制定了法律，但商代在中國法制史上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康誥》中周公也一再勸誡康叔學習商人的法律制度。

商代法規完善，囊括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針對官員的法律是太甲時期制定的。《古文尚書•伊訓》說伊尹“制官刑，儆於有位”。官刑的具體內容包括懶政，怠政，無功於民眾；有罪不舉；沉迷于酒色、遊獵等等。

商代還有軍事法律，在《甘誓》《湯誓》中能看得特別清楚。甲骨文多有“師惟律用”的記載，師律就是軍紀軍法。

針對百姓的法律，除了本節提出的諸項，還包括妖言惑眾、違背王命、囤積居奇，及其他危害公共秩序的法律。

《呂氏春秋•孝行覽》引《商書》:“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所以我們不能說，孝德相關的法律條文是由周文王最早制定的，儘管文中強調“由文王作罰”。至於長期以來只有周人重德治、商人只重宗教和嚴刑峻法的觀點，更是荒唐——通過《洪範》我們不難理解，德治思想是夏、商、周三代所共有的，不能因為紂不重德治，就認為有商一代都不重德治，否則，何以後人念念不忘盤庚之德！

同時我們不要忘記，周人的德，後面有相應的法律支撐，不似今天多停留在口頭上，納入蒼白無力輿論監督的道德說教。

《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要求大司徒用鄉中的八種刑罰糾察萬民：一是針對不孝的刑罰，二是針對不和睦九族的刑罰，三是針對不親愛姻戚的刑罰，四是針對不友愛兄弟的刑罰，五是針對不講信用于朋友的刑罰，六是針對不救濟貧困的刑罰，七是針對製造謠言的刑罰，八是針對暴亂之民的刑罰；用五禮防止萬民詐偽並教他們以中正，用六樂防止萬民情欲並教他們以平和。凡不服從教化而有爭訟的，與地方官一同聽取訴訟，觸犯刑律的則移交給司法官。文中說：“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於士。”

與西方社會宗教主要負責教化，法律主要負責秩序不同，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世俗性國家，政治法律與社會教化高度統一，不可分割，政府既要承擔“君”的責任，也要承擔“師”的責任。盲目學習西方，割裂法律與道德，這是近代社會的一大退步，身處21世紀的我們必須警醒！

經文：

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殺越人於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語譯：

百姓凡有偷盜搶劫、謀財害命、悍不畏死、犯上作亂等行為，可視為犯罪，所有人都痛恨那些行為。

周王說：“康叔呀，在所有罪行中，最惡劣的是不孝不友。因為孝友是道德的底線，秩序的基石。兒子不敬父親，不聽教導，盡做些讓父親傷心難過的事；父親不愛護孩子，反而厭惡嫌棄；弟弟違背倫理，不尊重兄長；哥哥也不顧念弟弟苦衷，不友愛提攜弟弟。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敗壞到如此地步，若執政者不動用刑罰，加以懲治整頓，道德將被踐踏，社會將生大亂。我要強調的是，對於此類踐踏底線的犯罪，你要果斷運用文王制定的刑法，嚴懲不貸。”

“次一等的罪行是官員們違反國家律法，包括負責教化的外庶子、訓人等官員和負責行政的各級官員。他們違反國家法律私發政令，欺騙民眾，嘩眾取寵，樹立個人威望，無視國法威嚴，拒不遵照執行，且煽動民眾仇恨君主。他們如此徇私枉法，會導致更深重的惡行和災禍，我最痛恨這類人。哎，你應該當機立斷，以死刑嚴懲這些罪犯。第三類違法是一些諸侯國君，他們忽視對家族成員和官員的約束管控，違背天子命令，在當地作威作福。你無法用道德來感化改變這些人，只有通過刑罰來約束他們。你要敬重國法，用法律來教化治理民眾，要像文王那樣對治國理政始終保持敬畏之心。若你能將文王的治國傳統和精神發揚光大，我會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