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說明：8月27日下午，《文脈尋根：重新發現中國文化》新書發佈會在北京東城雪蓮亮點文創園舉行。

會議由六經書院主辦，華齡出版社、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協辦。

編者按： 8月29日，六經書院工作會議在北京奧森舉行。大《六經》工程總編輯翟玉忠老師作主旨報告，以下是報告全文。

近代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曾說：“‘六經’須作六類經書解，非六部之經書也”。（章太炎：《國學十八篇》，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頁。）

理解“六經書院”也應作如是觀。六經書院不是某個書院的專名，而是一種教化機構的類名。這種教化機構既不同於以理性知識為重心的西式學校和以信仰為核心的宗教，也不同於中國古代以儒家經典教育為主的書院。一言以蔽之，它是人類獲得覺悟和智慧的體驗店，其教學內容涵蓋孔門四科——除六經（文學科）外，還包括德行、言語、政事三科。

一、六經書院，教以四科

六經書院不是儒家書院，而是四科書院。東漢大儒鄭玄說：“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後漢書•鄭玄傳》）孔子教了一輩子學生，弟子三千，成果是什麼？就是培養出四類卓越人才，除了世人熟知的傳授經學的儒生，還有大量德行、言語、政事方面的傑出人才。

《論語•先進》上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北宋邢昺（昺，音bǐng——筆者注）解釋說：“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惟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

我們要理解孔門四科，只看《論語》還不夠，因為《論語》是語錄體，多語焉不詳。而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主體正是按孔門四科記敘，很詳細，只是順序略有不同。《仲尼弟子列傳》言語在後，政事在前。其中記言語科子貢為救魯遊說諸侯最為詳細，其縱橫家之風躍然紙上，難怪被稱為縱橫家“鼻祖”——亦可證明後世縱橫家衍生于孔門言語科。

“聖人無常師”，從孔子所尊敬的人身上，我們知道孔子乃集中國文化之大成，包含百家，哪裡只是什麼儒家！《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孔子所“嚴事”的人在周朝是老子；在衛國是蘧（蘧，音qú——筆者注）伯玉；在齊國是晏仲平；在楚國是老萊子；在鄭國是子產；在魯國是孟公綽。他也經常稱頌臧文仲、柳下惠、銅鞮（鞮，音dī，古代的一種皮鞋——筆者注）伯華、介山子然。這些人思想傾向有黃老道家、法家、墨家，而沒有一位是專事傳經之儒——因為六經的整理編定始於孔子，儒家興起自當在孔子之後。文中說：“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要恢復中華文化的本來面目，我們不能再以儒解經，更不能以儒學經典為核心，而要重拾孔門四科大學問，讓中國文化脫虛入實。否則復興中華文化，會先天不足勞而無功——不修習言語、政事諸科，如同只有思想綱領而無行動指南，將永遠無法落地，永遠空疏下去。

套用鄭玄的話說明六經書院的教學內容：“六經書院，教以四科”。

二、六經書院，為國立學

19世紀末20世紀初，面對西方堅船利炮的威脅，亡國滅種的大危機，腐朽空疏的宋明理學根本拿不出像樣的富國強兵方案。1864年洋務派代表李鴻章寫給恭親王奕䜣的信中，對學人不知實務大為不滿，還將武器製造等同於“身心性命”之學，這代表了中國精英的最初覺醒：“中國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無事則嗤外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在一敗再敗，一辱再辱的刺激下，中國學人，特別是留學歸來的知識份子，採取了自我否定，自我異化的學術路線。這些人看到，相對於西方系統的學術，中國本土學術猶如一團亂麻，毫無頭緒，難以收拾。

連思想保守的王國維都認識到了中國本土學術形式上的混亂。他在1903年的《哲學辨惑》中指出：“餘非謂西洋哲學之必勝於中國，然吾國古書大率繁散而無紀，殘缺而不完，雖有真理，不易尋繹，以視西洋哲學之系統燦然、步伐嚴整者，其形式上之孰優孰劣，固自不可掩也。”在王國維看來，中國哲學也要西學來拯救：“異日昌大吾國固有之哲學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學之人，無疑也。”（王國維：《哲學辨惑》，收入《王國維散文》，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後來的胡適、馮友蘭等，將這種思想進一步深化，以西方學術為普世真理，基本尺規，將中國固有的學術異化為他者，歷史遺留的死材料（史料），結果中國人的意義世界，安身立命、安邦治國之本盡失，造成有“史”無“學”的局面。中國學術成為西方學術的附庸，直至今日，人文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工作舉步維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陳壁生教授痛心地寫道：“在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中，胡適等人宣導將中國古代思想、文獻史料化而進行學科式的整理，除了文、史、哲之外，法學科有各種《中國法制史》，政治學系有各種《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政治思想史》，教育系有《中國教育史》等等。這些學科都各有來自西方學科的‘學’，而回過頭來整理中國古代‘史料’，形成本學科之‘史’。但是，這些‘史’已經失去對現實的價值……中國學術便會陷入有“史”無“學”的局面，而不能實現真正的突破與創造。”（陳壁生：《經學的瓦解》，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107頁。）

人無魂不立，國無學不立。痛心於近代以來學人自我否定、自我異化的惡果，過去20年，我們打破諸子百家界限，復興中國古典政治學、中國古典經濟學、中國古典邏輯學等，為國立學。回答了過去一百多年，面對西學衝擊必須回答的歷史問題——如何利用雜亂浩繁的典籍建構系統的中國本土學術？

因此，六經書院不似傳統書院那樣教授四書五經之類“書”，而要以孔門四科所涵蓋的諸“學”為主。

三、六經書院，教化世界

為何牛頓經典力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普世的，因為它們反映了自然界的普遍規律，這種規律超越宗教、種族、黨派邊界。

中國文化法萬物之自然，以天下萬物為思考物件，反映了事物的宏觀原則和普遍規律，所以它也是普世的，是超越宗教、種族、黨派邊界的。

歷史上，中國是世界不同宗教信仰的彙集之地，但並未如西方世界那樣矛盾衝突，眾多宗教在中國長期和平共處，為何？因為在不同宗教信仰之上，中國還有道和禮的觀念。比如人道之禮以最基本的社會分層（人倫）為出發點，任何普通社會人都不能脫離夫婦、父（母）子、上下（級）之關係。如同人不能離開空氣一樣，無論你是什麼族群，信仰什麼宗教、屬於什麼黨派，都離不開人倫社會——人倫和諧了，整個社會自然就和諧了。

中國先哲主張民為神主（鬼神依民而行），神不勝道，道在帝先。《老子•第六十章》甚至說：“以道蒞（治理——筆者注）天下，其鬼不神。”為何這樣？《韓非子•解老》指出，人生病時就尊重醫生，遇有禍患時就害怕鬼神。聖人在上，民眾欲望就少；民眾欲望少，血氣就通暢，舉動就合理。舉動合理，禍害就少。體內沒有痤疽等疾病的危害，身外沒有刑罰誅戮的禍患，這樣人就會把鬼神看得很輕。所以《老子》說：按照正確路線治理天下，鬼神也就不靈了。“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超越以神為本，走向以人為本，一切從人的角度出發。夏商周三代即使言天、帝，通常也沒有舍離人事，這是中國文化普世性的基礎。

我們在生活中強調德行、智慧、安樂三位一體；在教化中強調宗經、征聖、原道三位一體；在學術中強調內外（天人）、古今、中西三位一體——在外用中講道德，在做事中學做人，所以內外一體；把握事物因革損益的基本發展規律，所以古今一體；通曉中西數千年交流互鑒的過程，所以中西一體。

在三個“三位一體”的基礎上，將六經書院打造成修習孔門四科、收穫智慧之學的體驗店。以此為平臺，教化世界，覺悟世界，改造世界——這是我們建立六經書院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