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經學-黃老，以及歸本于黃老的法家，是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介面。諸子是“六經之支與流裔”，源出六經的黃老、法家，其政治組織原則和政治德行原則有助於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研究這一重大理論問題，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不僅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關乎人類持久和平與可持續發展。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也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不斷中國化的歷史。具體表現為：中國共產人不斷探索適合於本土特點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百年風雨，百年滄桑；百年奮鬥，百年輝煌！

過去100多年來，歐亞大陸諸多古老帝國分裂衰敗甚至淪為廢墟，只有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鳳凰涅槃般地讓中國重新矗立於世界東方，還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中國人民不僅站起來了，還富起來了。

在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的新時代，超越“摸著石頭過河”，理論、話語權的建設成為擺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的突出任務——特別是在這樣一個軍事實力在國際關係中越來越隱藏於背後，軟實力越來越走向前臺的全球大爭時代。

與西方制衡分化的傳統均勢外交迥異，中國古典外交理論《管子》王霸術諸篇強調文德及理義在一統天下中的重要性，主張先文而後武。《管子•七法》在列出經濟、軍事等方面一系列統一天下的必要條件後，特別強調真理、正義這些軟實力的重要性，認為無理和不義的戰爭不能最終取勝。“成功立事，必順於理義，故不理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智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禦也。”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從堯舜時代到夏商周三代，維繫東亞世界持久和平的是王-霸體制。直到漢以前，很少有學者如孟子一樣推崇王道而貶低霸道，王道與霸道整體上呈二元對立之勢是在宋以後。班固等人根據漢章帝建初四年（西元79年）經學辯論結果撰集而成《白虎通義》，代表了東漢官方觀念。《白虎通義》認為，霸道只是實現大一統王道的一種策略，是聖人所贊許的。因為霸者執行方伯的職權，率領天下諸侯朝拜天子，維持天下秩序。《白虎通•號》上說：“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複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

《管子•七法》中列舉的政治、軍事等方面八個戰爭勝利必要條件分別是：財富、技術、武器、戰士、政教、訓練、情報、戰略。這對於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仍具有重要參考意義，作者雄辯地論述道：“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

加上義理，話語權建設，實際需要軟硬實力的“九個無敵”，才能保證一統天下目標的實現。

東西因互鑒而多彩，古今因相得而益彰。

過去兩千年來，中國主要引入了印歐語族群的兩大文化——一是西元一世紀傳入的佛教，二是西元二十世紀傳入的馬克思主義。

前者緣於西元64年漢明帝的一個美夢，據說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於殿庭，不知是何徵兆。太史傅毅回答是西方佛。於是明帝派中郎將蔡愔、博士秦景等十八人去西域訪求佛道。三年後，蔡愔等於大月氏國遇到迦葉摩騰、竺法蘭兩位法師，用白馬馱著佛像、佛經，和二僧返回洛陽弘法。

後者也緣於一個夢，但那是一個保守腐朽帝國美夢的徹底破滅。鴉片戰爭以後，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我們屢戰屢敗。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摒棄了空疏僵化的經學，將目光投向西方。最後中國共產黨人引入並服膺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應用馬克思主義，開拓社會主義道路，才使中國人民重新站了起來！

過去百年歷史以鐵的事實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強中國！

兩千年後，佛教早已實現中國化，不僅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還在中國發揚光大，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十二世紀印度本土佛教消亡之後，佛教因中國化獲得了新生，中國文化因佛教變得豐富多彩。

如佛教初傳中國一樣，今天馬克思主義同樣面臨著中國化的歷史任務，即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同中國本土文化的有機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要比佛教中國化艱巨得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實和歷史意義要比佛教中國化雄偉深刻得多。要實現這種結合，我們必須首先弄清楚：馬克思主義是什麼？

一、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介面

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這似乎是個多餘的問題。因為任何一本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教科書都會告訴你，馬克思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部分，它是關於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徹底解放的學說。

簡而言之，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革命的政治經濟理論體系，其哲學是為改造世界，服務於政治經濟學。也因此，馬克思主義成為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全世界諸多反資本主義政黨的指導思想。

理解這一點是重要的，它涉及馬克思主義如何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問題。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政治經濟理論體系，那麼，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其政治經濟理論體系是什麼？找到了中國本土的政治經濟理論，我們也就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介面。

歷史上對中國文化的第一次大規模整理，是西漢末年由劉向、劉歆父子完成的，班固繼承了他們的成果，稍作增刪改撰而成《漢書•藝文志》，從中我們能看到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的本來面目。

顧名思義，《漢書•藝文志》不是按作者，而是按不同書籍進行分類，“藝文”指各種典籍、圖書。劉氏的分類標準是什麼呢？是社會功用，根據書籍反映思想的社會功用不同，分成六略，分別是：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

六略中，與國家治理直接相關的主要是六藝略和諸子略，二者是源與流，母與子的關係。如果說六藝（即六經）是中國文化的1.0版，那麼諸子則是中國文化的2.0版。章太炎先生指出：“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弗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1】

透過經學和諸子，特別是源出六經的諸子，我們能明確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精華所在。《漢書•藝文志》共列諸子十家，除小說家較為務虛外，其餘九家均十分重要，它們的源頭及其社會功用如下：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qiǎn qiǎn，謙遜貌——筆者注），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谷，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

上述道家與後世由“獨任清虛”的道家極端派演化而成的道教不同，指西漢初年的基本治國理念黃老之術。如同漢人習慣將“文學”（經書）與“儒者”並稱一樣，他們也會將“黃老”“道德”並稱，二者都指稱道家。《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上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道生法”，只有抱法處勢、循名責實、定分止爭才能實現無為而治，所以“黃老”又與“形名”（循名責實，亦稱“刑名”）並稱。《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稱：“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立刑名”，韓非亦“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又《史記•商君列傳》：“鞅少好刑名之學”。

黃老、道家與法家形名法術之學沒有根本區別，所以馮友蘭先生乾脆將《管子》等直接稱為“齊法家”，與商鞅、申不害、韓非等三晉法家相區別。【2】只是認為齊法家于重農之外，更重視工商業，而晉法家則對工商業有更多的限制，甚至排斥。比如黃老道家經典《管子》，在《隋書•經藉志》中就被列入法家，戰國人已將管子與法家商鞅並稱為“管商”；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在《韓非子•解老》《韓非子•喻老》中對《老子》作了深入闡發。

綜上所述，諸子九家直接涉及治國理政的，只有黃老道家，以及歸本于黃老的法家，二者為“君人南面之術”，是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經濟體系，如欲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理應也唯有同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主軸經學-黃老（法家）相結合。換言之，經學-黃老是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介面，舍此而他求，均驢唇不對馬嘴！一些人不明此中關鍵，一廂情願推動其與幻想中的“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實乃緣木求魚，升山采珠，只會竹籃打水一場空！

二、儒家與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為經學開利祿之途，作為諸子百家“公共經典”的六經在西漢取得了至尊地位，直接影響了兩漢政局，也影響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所以成書于東漢《漢書•藝文志》首列“六藝略”，並于“諸子略”首列傳播經學、主禮義教化的儒學，稱其“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

請注意，這裡的“于道最為高”，是說儒者所傳經學對於國家治理來說“最為高”，而不是儒家本身最高——因為在古人心中，儒家只是百家之一。漢武帝罷黜百家，儒家並非王官學，亦在罷黜之列。錢穆先生曾詳細論及這一點：“且稱《詩》《書》，道堯舜，法先王，此戰國初期學派儒、墨皆然。不專於儒也。文帝時有《孟子》博士，至武帝時亦廢。若謂尊儒，何以複廢《孟子》？其後劉向父子編造《七略》，《六藝》與儒家分流。儒為諸子之一，不得上儕（儕，chái，意為同類、等同——筆者注 ）於《六藝》。然則漢武立《五經》博士，若就當時語說之，謂其尊《六藝》則然，謂其尊儒則未盡然也。即仲舒對策，亦謂：‘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則仲舒之尊孔子，亦為其傳《六藝》，不為其開儒術。故《漢志》於《六藝》一略，末附《論語》《孝經》小學三目，此亦以孔子附《六藝》，不以孔子冠儒家也。此在當時，判劃秩然，特《六藝》多傳于儒生，故後人遂混而勿辨耳。”【3】

學術史上，經學、孔學、儒學內涵大不同，不可輕言漢武帝曾“獨尊儒術”！廣泛流傳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蘊含著嚴重的邏輯錯誤——貶抑百家，何以又獨尊百家之一儒家？這種提法上是20世紀的“發明”，1916年2月，易白沙在《新青年》雜誌（1卷6號）發表《孔子平議》，這位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響的革命家首次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4】相隔千年的兩大文史事件就這樣被無縫對接，串為一體，以至後來學人多習焉不察。歷史真相是：只有到了宋明理學那裡，“獨尊儒術”才成為現實。佛教化的儒家使四書超越五經，成為知識份子普遍學習的經典。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與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階級分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儒家也不例外。

與先秦蘊含百家、教化萬方的大儒不同，漢以後儒家一反中華治道（王道）政治與經濟相統一，以政統經的傳統，宣傳的是一種自由主義的、代表豪民富商階層的意識形態。他們表面上打著“不與民爭利”，為民請命的大旗，本質是讓國家退出重要公共領域，成為“小政府”，將中央關在宮牆之內，為豪民富商壟斷市場、竊取基層政權大開綠燈。

不是作為一種輔助王道的教化手段，儒家作為獨立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登上歷史舞臺是在西元前81年，漢武帝去逝後西漢政府的最高國策討論會上——這就是著名的鹽鐵會議。此後，儒家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只是其狡猾地以輔助王道教化的身份隱瞞著自己的真實意圖。

參加這次會議的多從長安京畿地區選拔出來的賢良，他們是遷到此地的“天下豪富民”子弟，自然成為豪民巨富的理想代言人。王利器先生在《鹽鐵論校注》前言中寫道：“參加這次會議的六十多個賢良、文學，他們都是‘祖述仲尼’的儒生，除了心不離周公，口不離孔、孟之外，還大肆宣揚當時‘推明孔氏’的董仲舒的學術思想。董仲舒就是向漢武帝建議要‘鹽、鐵皆歸於民’的始作俑者。他攻擊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他在對策時，大肆宣揚‘正其誼（誼通‘義’——筆者注）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儒家說教，反對‘與民爭利’，一再宣揚什麼‘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他之所謂民，並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指的豪門貴族和富商大賈。本書《禁耕篇》所謂：‘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復古篇》所謂：‘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海為鹽。’正好說明董仲舒扮演的“為民請命”這出劇是怎麼一回事了。鹽、鐵會議一開場，這批腐儒就迫不及待地拋出這些謬論，搖旗呐喊：‘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願罷鹽、鐵、酒榷、均輸。’”【5】

這次會議對中國及人類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宋明理學蓬勃興起，儒家獲得真正獨尊地位後，國家運用強大的國有資本理財，平衡市場成為一種與民爭利的“政治不正確”，中央財力的衰弱是明清兩朝崩潰前的典型特徵。漢唐以後中國國運衰弱，直到共產黨人引入馬克思主義，實行公有制，重建強大的國有經濟，中國才從積貧積弱走向富強。

歷史充滿巧合。儒家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如日中天之時，十六世紀末葉開始，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看到中國自由市場經濟的表面繁榮，就認為這樣才符合經濟的自然法則。於是開始批判歐洲流行的重商主義，鼓吹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的崛起奠定了理論基礎。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高級講師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評論說：“儘管盎格魯-撒克遜人偏狹地認為亞當•斯密是第一個政治經濟學家，卻又認為斯密背後是法國的‘重農主義者’魁奈，而關鍵的是，在魁奈的背後是中國。第一個批判重商主義的歐洲人，是魁奈，而不是亞當•斯密。‘重農主義’一詞是指‘自然法則’，魁奈的思想起源於中國，其重要性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他認識到農業乃是財富的根本源泉（這成為英國農業革命的一個重要思想）；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只有在生產者不受國家專制任意干預的情況下，農業才能獲得充分發展，只有這樣，市場的‘自然規律’才能起作用（中國人早已認識到這一點）。”【6】

“中國人早已認識到這一點”，約翰•霍布森當不知道這一時間點是西元前81年，更不會意識到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反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它主張一種強大國有資本參與其中的市場經濟。感興趣的朋友也可參閱拙著《國富策：中國古典經濟思想及其三十六計》。【7】

在“獨尊西學”的21世紀，有人不知東西方文明史上複雜的交流互動，以及宋明理學對歐洲資本主義崛起的重要影響，繼續“言必稱西方”、盲目堅持“西是中非”的西方中心論、“以西釋中”，認為資本主義的學術能解決社會主義發展的理論問題，何其荒唐，何其淺薄！

無論是漢以後儒家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其本質都是為資本服務的，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古典政治學“以人民為本”、“天下為公”的理念背道而馳——這是我們必須警醒，必須解決的學術路線問題！

三、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結合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相結合不能單純復興哪一家、哪一派，否則古今、中西永遠是兩張皮，走不到一塊兒。

只有在貫通經子、超越諸子的基礎上重建中國古典政治經濟體系，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整合，實現二者與時俱進、共同發展的目標。

漢武帝一統教化“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恢復三代中央政府學術體系王官學的權威性，功勞是歷史性的。但也隱含著巨大的弊端——經學與子學的斷裂，中國文化源與流的斷裂。結果經學迅猛崛起的同時，子學快速衰落，隨著時間的推移，經學本身也逐漸陷入繁瑣化、神學化和僵化，成為一潭死水。

宋以後，理學家依照佛教分科判教，將子學異端化，極力貶低諸子，乃至欲焚之而後快。這進一步加劇了子學的衰亡，以對諸子影響甚巨的墨家為例，它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散佚的歷史。據《漢書•藝文志》，劉向、劉歆父子校勘的先秦《墨子》有71篇。南宋時，已經亡佚9篇，加上目錄1篇已不存，只剩下61篇。至明代又散佚了8篇，幸虧重編《道藏》時收錄了剩下的53篇，否則《墨子》定會失傳，世人再也不知墨學、名學的本來面目。

清末民初，儒學獨尊已成明日黃花，在本土考據學和西學的刺激之下，子學才有了複振之勢。呂思勉先生1933年出版的《先秦學術概論》總結道：“先秦諸子之學，近數十年來，研究者大盛。蓋以民氣發舒，統於一尊之見漸破，而瀛海大通，遠西學術輸入，諸子之書，又多足互相印證也。諸子之書，皆去今久遠，非經校勘注釋不能明。昔時留意於此者少。清代考證學盛，始焉借子以證經，繼乃離經而治子。校勘訓釋，日益明備。自得西學相印證，義理之煥然複明者尤多。（如《墨子》之《經》《經說》《大取》《小取》諸篇，昔幾無人能讀，今則可解者十七八，即由得歐西論理之學，以相參證也。）治此學於今日，蓋遠非昔時之比矣。”【8】

不幸的是，由於民國以後受教育的一代不復讀經，經典學習無童子功，以及新的“儒家獨尊”再度確立，儒學近乎成為中國文化的代名詞，經學、子學研究再度沉淪，至於今日。所以我們欲完成中國文化的真正復興，及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非先復興經學-黃老中蘊含的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可。

清末民初，西學排山倒海般地東進，除了當時救亡圖存的嚴峻現實，與儒家文化不能為中國工業化提供思想資源有關。

現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是在牛頓物理學範式的影響下形成的，其（數學）形式上的簡明和邏輯上的嚴謹讓中國學人耳目一新，中國本土以書分類的弱點突顯。1918年蔡元培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作的序言中清楚表達了時人對本土文化的普遍認識：“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偽的混在一處。就是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沒有做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功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記載。《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記述。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8】

百年之後我們知道：為了“形式上”的簡潔將中國本土學術作為西學的材料進行整理，“以西釋中”是錯誤的學術路線，結果是災難性的。民間將人死後不入棺槨直接入土埋葬稱為軟埋，據說軟埋之人不能轉世。今天我們才逐漸醒悟，胡適等人將活生生的中國本土學術史學化、僵屍化，並以西方學術形式肢解（整理）國故正是文化上的“軟埋”——當前，這已成為中國文化復興的主要障礙。

我們所要做的，是貫通經學和子學，重新連接中國文化的源與流，找到子學之源，開通經學之流；融匯諸經、融匯諸子，進而重建中國古典學術體系。

貫通經子，是因為經學是諸子百家的公共經典，諸子百家都是傳承經學的流派。所以《漢書•藝文志》小結諸子說:“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唐代顏師古注:“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 

以縱橫家為例。位列孔門四科中的言語科，被稱為縱橫家之祖的子貢就身通六經（六藝）。另據《戰國策》，著名縱橫家蘇秦曾引《尚書•周書》，正是因為他苦讀《周書》，才得以遊說天下。《史記•蘇秦傳》記載：“蘇秦者，東周洛陽人也。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遍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黃懷信先生指出：“《周書》、《陰符》，舊讀一書，未確。《周書》有不少篇章言為君牧民之道，且含兵書，無疑可以之說當世之君，又蘇秦亦自引《周書》語，說明其所伏讀必非《周書陰符》，故當分讀二書。”【9】

具體以政治學為例，中國文化會為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現代政治理論提供重要思想資源。去道德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不僅在國際事務中，也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實踐裡，如今民主已退化為無底線黨爭、為反對而反對的社會分裂機制。

中國古典政治學提出了符合中國大一統政體的德行原則，最早出現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文獻彙編《尚書》。《尚書•洪范》據說是傳自大禹的治國大法，其中提出了政治的“三德”，包括對平正康寧的人，要以正直方式對待；對倔強不親附的人，要以強硬的方式對待；對和順可親的人，要以溫和方式對待。國家首腦要牢牢把握賞罰之權，不能使之旁落，那樣會導致社會失序，家國災難。上面說：“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于而國。”

到中國古典政治學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那裡，不僅專作《韓非子•二柄》論賞罰，且“三德”已經發展為複雜的無為而治思想。

——對於國家首腦，無為體現為“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抱法處勢，循名責實，讓官員各司其職，依法賞罰。《韓非子•主道》解釋：“明君無為於上，君臣竦懼（竦懼，肅立惶恐——筆者注）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躬于智；賢者勑（通飭，整治——筆者注）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躬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對於各級行政官員，無為體現為如商鞅那樣“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新序論》）。《韓非子•有度》指出，賢人做臣子要效忠元首沒有二心。在朝廷不敢推辭賤事，在軍隊不敢推辭難事；順從君主的行為，遵從君主的法令，虛心等待命令，不挑弄是非。所以有嘴不因私事而說，有眼不因私事而看，要和君主保持協調一致。上面說：“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

下級服從上級，是政治大一統的關鍵。正是靠這種制度，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我們能保證國家層面聯防聯控工作機制順利運行，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儘管我們也付出了一定的社會經濟代價，但整體上山河無恙，成為全世界有效控制疫情傳播的唯一大國。西方以個人主義和地方自治為基礎的政治運作體制，根本無法形成這樣涵蓋方方面面的協調工作平臺。中國在全球抗疫大戰中一枝獨秀，充分顯示了大一統政治在應對危機中的優越性。

2021年9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在題為《堅定信心 共克時艱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講話中，特別強調這一機制的世界性意義：“我們必須戰勝疫情，贏得這場事關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鬥爭。一部世界文明史也是同瘟疫鬥爭的歷史……要弘揚科學精神、秉持科學態度、遵循科學規律，統籌常態化精准防控和應急處置，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要加強國際聯防聯控，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跨境傳播風險。”【10】

今天，我們有必要貫通經子，讓中國大一統的政治組織原則和政治德行原則傳遍全世界。它不僅能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也將造福整個人類！

貫通經子，不能如“以西釋中”一樣，隨意肢解諸子百家，而是按照不同門類，拈出其中超越時空的精義。比如我們研究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就要深入研究《尚書》和法家、黃老的關係，因為《尚書》本身就是專述政治經濟的，《荀子•勸學篇》說：“故《書》者，政事之紀也。”

除了貫通經子，我們還要超越諸子的界線，這樣才能恢復中國古典學術體系的系統性。如前文所述，黃老道家和法家根本沒有明顯分界。

再比如名家，除了我們熟知的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一派，還有一部分重要內容在《墨子》一書中，集中於《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墨辯六篇。這是名家的源頭，西晉魯勝《墨辯注•敘》中說：“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

《漢書•藝文志》收錄名學七家，三十六篇。目前只存三家：《鄧析子》、《尹文子》和《公孫龍子》。《鄧析子》一般認為是偽書，《尹文子》內容龐雜，真正討論名家核心理論的只有《公孫龍子》6篇；若我們不參考《墨辯》諸篇，先秦留下的諸多古老邏輯論題幾乎無解。足見墨家對於名學研究的重要。【11】

又，法家亦稱“刑名法術之學”或“刑名之學”，這裡“刑”通“形”，可以說名學是法家的邏輯基礎。

中國古典學術體系源于夏商周三代大一統的中央政府，所以其外在構成最為系統，內在理路最為清晰。只是因為過去兩千年來，經子斷裂、諸子爭鳴，才導致道術為天下裂，內聖外王、內養外用一以貫之的大道隱而不明。近代西學東進浪潮湧動，中國古典學術並未因之重見光明，反陷更深黑暗，成為西學任意宰割的散亂材料，其義理內涵慘遭曲解，價值意義模糊不彰！

恢復中國古典學術，特別是以經學-黃老為主導的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涉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關係國運興衰的重大理論問題，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這一重大課題，需要最端正的用心，最艱辛的探索。那些葉公好龍式、蜻蜓點水式的研究可以充斥版面，可以隨意列出一、二、三、四，卻不能找到問題的大本大源，更不能服天下之心、動天下之心！

讓我們深入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介面——經學-黃老，如同歷史上任何一個劃時代大變局一樣，返本開新，為中國和人類未來開闢一條嶄新的發展道路。

大道不朽。中華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因為中華治道五千年或顯或隱、綿綿不絕——那是人類持久和平、可持續發展最為寶貴思想資源。

在此意義上，根本上弄清楚“中國特色”，從事經學-黃老的研究——是怎樣一個光榮、艱巨而偉大的歷史使命啊！

（2021年10月16日至17日，“法家學說與秦政興亡”國際學術研討會曁中國先秦史學會法家研究會第四屆年會在岳陽湖南理工大學舉行，翟玉忠先生應邀參加，這是其在會上宣讀的論文，公開發表時有改動。）

注釋：

【1】《呂思勉文集：先秦學術概論》，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頁。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上，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頁~265頁。

【3】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00頁。

【4】宋定國：《國學縱橫》，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第121頁。

【5】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8~9頁。

【6】約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頁。

【7】翟玉忠：《國富策——中國古典經濟思想及其三十六計》，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版。

【8】《呂思勉文集：先秦學術概論》，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頁。

【9】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修訂本）前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頁。

【10】《習近平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網址：https://www.ccps.gov.cn/xxsxk/zyls/202109/t20210922_150601.shtml，訪問日期：2021年9月22日。

【11】翟玉忠：《正名：中國人的邏輯》，中央編譯出版社是2013年版，第267~2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