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翟玉忠 付金才 發布時間: 2022-08-31
經義：
《康誥》是《今文尚書》中十分重要的一篇，被傳世先秦文獻引用次數最多，達三十一次；出土文獻如《郭店楚簡》中也多次引用。（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291頁）
《康誥》是周王朝冊封周文王的兒子，康叔于衛國時的誥辭，時間是周公攝政第四年，平定管蔡及武庚叛亂之後。康叔，即衛康叔，名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排行第四，康叔排行第九。所以誥辭中稱“朕其弟”。
有人認為，本篇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這是周公旦稱王的鐵證。實際上“王若曰”是史官整理文獻時的習語，周公代王講話，也曾說“王若曰”，比如《多方》中就有“周公曰：‘王若曰……’”
金文材料中，周公未被稱為一代王，都是文王、武王、成王這樣排列，涉及周公本人時稱“周公”，而不是王。“周公攝政但未稱王”的說法是有道理的。（遊喚民：《周公大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3頁，）
據西漢伏生所傳《尚書大傳》，可知周公攝政七年共幹了七件大事，依次是“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製作禮樂，七年致政成王”。基本平定東方後，周公幹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戰略要地建立諸侯國，包括將弟弟康叔分封于衛，讓他管理叛亂剛剛平息的殷商遺民。
此事關係重大，任務艱巨，而當時康叔年紀尚輕，所以周公囑之諄諄。除了《康誥》，還有《酒誥》、《梓材》，都是對康叔的教誨。據《史記•衛康叔世家》，康叔用這些教導、準則治理封國，安定其民，人民幸福。“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
周公到底告訴了康叔什麼治國原則呢？就是本節文王的“明德慎罰”，德刑並用思想。此一思想深入人心，《左傳》中春秋時代的人多有論述：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國，邢以威四夷。”
《左傳•宣公十二年》：“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
《左傳•成公二年》：“《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左傳•成公十六年》：“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左傳•成公十七年》：“亂在外為奸，在內為軌。禦奸以德，禦軌以刑。不施而殺，不謂德。臣逼（逼，威脅——筆者注）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奸軌並至。”
不難看出，德刑並用，不僅適用于國內治理，也適用於處理外事。無論國內或國外，想把事情處理好，都要軟硬兩手並用。
而後世一些儒者將先德後刑，先禮後法解釋成輕刑重德，乃至純粹以德治國，那是對先賢治國理念的歪曲！在這種錯誤思潮的影響下，今天人們普遍將“明德慎罰”理解為崇尚道德思想下的慎用刑罰，或“多行恩惠，少用刑罰”。
中國後世單純的“以德治國”不可取！那麼當代西方國家呢？須知西方基督教國家普遍以宗教為德教，治國路線在性惡論影響下重視法治、依賴刑罰——此亦不足為法，我們不可盲目崇拜亦步亦趨！
總之，賞罰、德刑是治世的陰陽大端，當融合並舉，不可偏執其一，單講以德治國或以法治國，均會導致治理混亂。孤陰不生，獨陽不長，西方線性思維極易產生此類“兩末之議”，從而走上二元截然對立的邪路，對此我們必須警惕。
經文：
王若曰：“
語譯：
三月初，周公開始在洛水北岸修建東都洛邑的宏大規劃，全國各地的臣民都集合到這裡，殷商遺民也都來為興建洛邑出力。周公慰勞他們，並宣講治理之道。
周王說：“封呀，我的老弟，派你鎮守殷商故地，這個任務很艱巨呀！在困難面前，想一想前輩是怎麼做的。我們的父親文王真是偉大英明，一定要好好學習他的治理智慧。他能增進民眾福祉，謹慎運用刑罰，保障弱勢群體的生存。具體來說，他能任用那些應該任用的人，尊敬那些值得尊敬的人，懲罰那些應該得到懲罰的人，並讓普通民眾瞭解他。正是文王奠定了周朝的基礎，使我們的盟國從幾個增加到天下諸侯的三分之二，周朝和那些盟國都得到很好的治理。上天被文王的賢能和治理功績感動，將消滅殷商的使命賦予了他，文王不負重托，接替殷商政權，治理殷商舊民。後來文王去世，我們的兄長武王繼位，接續了文王的基業。如今雖然實現了滅商的目標，但我們依然面臨重重困難，如武王病逝、武庚叛亂等。現在叛亂剛剛平定，局勢並不穩定，所以要派你鎮守東方殷商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