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6月25日9：00-11：30，六經書院第一次工作會議線上召開，大《六經》工程總編輯翟玉忠先生做主旨報告，以下是報告主要內容。

我們要將六經書院打造成百年學術老店，必須做到“三個不動搖”：堅持學術為本的方向不動搖；堅持返本開新的學術路線不動搖；堅持中西互濟的天下觀不動搖。

一、堅持學術為本的方向不動搖

我們不是智庫機構，也不是宣傳媒體，而是學術機構。這一點必須明確。

學術乃天下公器，學術研究服務於全人類，它揭示大本大源、大是大非的問題。

無論國家智庫還是企業智庫，都帶有明確的立場。儘管智庫思考問題常常是戰略性的，比如說一個國家智庫調查轉業軍人就業問題，提出政策建議，並把它交給有關部門。

媒體又跟智庫不同。媒體主要不是面向決策者，而是面對大眾。內容一定要通俗易懂，才能將思想宣傳出去。

智庫、媒體和學術這三種機構是不是互相矛盾的呢？也不是。以新法家為例，我們也給有關部門寫過內參。

前不久，我就唐山打人事件，寫了《如何避免唐山燒烤店打人這類事件再度發生》一文。但我們寫時評也沒離開學術，除了給避免這種事件再度發生提供具體方案外，我們還宣傳了中華法系。

古代生意人有一句著名的話：業貴專精！我們不能離開自己的學術主業，去搞變現快的東西。現實中會不斷有人告訴我們五花八門的生財之道，但我們一定要有定力，這是戰略問題——要牢牢抓住學術這一畝三分地，我們才會不負平生，為中國、為人類做出巨大貢獻。

二、堅持返本開新的學術路線不動搖

搞工業化，有時不得不學習別人，因為工業化西方是先行者，中國是後來者。所以剛解放的時候，毛主席說橫豎我們沒有經驗，所以要全面學習蘇聯。

但1956年以後，我們就開始探索自己的工業化道路。這個探索現在看來太重要了；2014年出了一本書叫《一本書的歷史》。“這本書”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建立70年的時候國家推出的一本書，主持這項工作的是當時理論界的重要領導人胡喬木和胡繩。

《一本書的歷史》記述寫作《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時，胡喬木和胡繩的一些內部談話，其中有一篇是1991年12月27日胡繩同志的談話。1991年12月27日是蘇聯解體的第二天。

這個談話讀起來讓人驚心。胡繩談到，假如不是當年毛主席及時主動探索我們自己的道路，大膽地同蘇聯決裂，我們現在可能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一樣。他甚至將同蘇聯決裂和抗美援朝並列。胡繩說：“全國解放後，毛主席兩個決心是了不起的：一個是抗美援朝。也有很大的風險，沒有包票一定能打下來，但力量是有的。這是一個風險。和蘇聯決裂，這又是大風險。在中國，至少我們這一輩對蘇聯曾迷信過。抗日戰爭時，一些民主人士也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世界的希望在莫斯科。那時，蘇聯是全世界共產黨的旗手，它率領全世界的共產黨來抵制你，這也是很大的風險。如果不敢冒這個風險，就得一切按照蘇聯的指揮棒做，中國就會和東歐這些國家一樣，不過是大一點的衛星國。東歐党和國家領導人，實際上是莫斯科在指揮。後來30年有的也有些發展，但結果怎麼樣？1989、1990、1991年，東歐和蘇聯一起垮，這是盡然的。想起來真有些後怕。”（胡繩：《在毛澤東研究述評會上的講話》，收入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

這裡我們看到，站在中國的土地上思考問題，走自己的路多麼多麼重要，是關乎生死的大問題。學界接受民國以來“以西釋中”的學術路線，等於用別人的腦袋指揮自己，這是極其危險的。目前西方標杆作用消失殆盡，這個時候你再用西方學術解釋中國，更沒有說服力。

那麼脫離“以西釋中”的學術路線，我們要轉向哪裡？我們主張“返本開新”。

這裡分兩個大問題，本回哪裡，如何開新？

現代西方學術只有一兩百年的歷史，而我們有四五千年的本土哲學社會科學歷史。在1912年廢止讀經前，從4000多年前的堯舜時代到20世紀初，經學一直是國家的指導思想，也就是說中國5000年文明有98%左右的時間都是經學主導的！但有太多的人忘記了這一點，他們以為引入西方一些理論概念就能解決好中國問題，這是異想天開。

為了重新整理六經，我們必須把西方學術對經學的理解翻過去，把佛學化的宋儒翻過去，還要把割裂經子、蛻變為資本代言人的漢儒翻過去，最後才能走入孔子門牆，就是我們耗時二十年整理的孔門四科——這個過程極難！

因為很少人知道，漢以後儒學是一種政治經濟學，一種代表豪強、大資本利益的政治經濟學。不要天真地以為儒家只講道德仁義，要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的眼光看待中國文化，看儒家的屁股坐在哪！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看到漢以前一個蒸蒸日上、茁壯成長的少年中國——我們所要恢復的學問就是少年中國的靈魂，這是中華復興的根本，也是人類走向未來的根本。

那麼返回漢以前的經學，走入孔子門牆，如何再回到21世紀，開新呢？

過去兩千年，中國的學術都是按圖書分類的，今天我們必須學習西方，以學術來分類，這樣才能將中國學術整合起來和世界對話——這也是為何要回到孔門四科的原因。比方說名學，主要在兩個學派中，一個是墨家，一個是名學，你就必須打破名、墨界限，將中國古典邏輯學全盤托出。

“以西釋中”實際是一種文化殖民。我們這麼大的國家，靠別人精神輸血極其危險。文化殖民和軍事殖民不同，奉行文化殖民的那些知識份子既有名又有利，乃至有國際聲譽，是很舒服的。我們要敢於和他們決裂，堅持返本開新的學術路線——這個東西沒了，我們存在的意義就沒有了！

三、堅持中西互濟的天下觀不動搖

現在，中國比以前強大了，學界就產生了一種民族主義狂熱，天天詛咒西方，日日歌功頌德。這些人拋棄了中國人溫柔敦厚、厚德載物的精神。

大道不是這樣的，它包容萬物，東西方都可以包容進去。

東西方有不同的學術傳統，沒有高下之別，也沒有國別之限。大道並行而不悖，我們反對的只是過去一百多年用西方學術肢解中國學術，這將導致我們五千年的人文傳統和意義世界喪失——要知道，中國擁有世界史上最為深廣、圓融、高度發展的學術體系。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方朝暉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全面引進西方學科和概念,從而將中國傳統學術五馬分屍、強行納入西方知識體系，又導致了中國傳統學問的人為中斷。今天，我更認為當代中國的學統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術範式的難產，二是學人意義的喪失。”（方朝暉：《中學與西學：重新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修訂版自序，中央編譯出版社2022年版。）

學術無國界。比如代數學，阿拉伯人奠定了這一學科的基礎，但現在已經是全世界的了。有學者預言，在電腦數學的時代，以《九章算術》為代表的中國數學範式——其機械化演算法會為世界做出巨大貢獻。

過去我們新法家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義味道太濃，事實證明這不利於我們在國際上的發展——這是個教訓。

學術乃天下公器，我們不能舍根本，不能忘初心，在國家提出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今天尤其是這樣。不是說只有漢人才研究孔子思想，我到西南彝族地區去，才發現彝族也有自己的孔子思想傳承，很驚訝也很受啟發。

中國古典學術是以天下架構為基礎的，它是世界性的。比如中國人講倫理道德，就說所有的人都是媽媽生的，所以道德要建立在父（母）子這個基礎上——因為美國人也是媽媽生的。所以中國人的道德對美國基督教徒也有用啊！它有利於處理好家族關係，保持家庭和睦。

大道無形。我們六經書院可以建在都市商業大廈裡，也可以建在佛教寺廟裡，基督教的教堂裡，伊斯蘭教清真寺裡；還可以在網路上傳道，在非洲的大樹下講道……它如水如風，是普世的，是天下人的。

總之，天下為公。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道是天下人的公道，學術是天下人的公器。我們要通過六經書院，將發源於中國，以孔門四科為代表的內養外用至中大道傳遍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