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老子•三十四章》說：“大道泛兮，其可左右。”道無所不在，可以左也可以右。

社會治理不同於家族生活，有著更高的德行要求。這種德行非如宋儒蔡沈解釋“皇極”所講，將家族道德發揮到極致並為世人所效仿。

除了我們平常說的軟、硬兩手，還有一種較為中正的、日常的德行，即本節所說的“正直”，適用于平常安定的狀態。總之，採用何種德行，要根據具體情況隨時變化，這是一種守經達權，無可無不可的境界。

孔子評價古今人物，曾提到一些被歷史遺落的人才：不動搖自己的意志，不辱沒自己，這是伯夷叔齊吧；柳下惠、少連不顧身份，屈辱自己，但說話合乎倫理，行為合乎人心；虞仲、夷逸過著隱居的生活，說話隨便，潔身自愛，出仕與否合乎時宜。孔子則說，自己和這些人不同，為了實現高尚的理想，可以歸隱可以入仕；可以降志辱身，也可以堅貞不屈——這就是無可無不可的境界。《論語•微子》記載：“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本節再度提及中央集權的重要性，特別是賞罰之權，必須牢牢掌握在國家手裡，若為臣下私欲左右，將導致整個社會的混亂。

偉大的政治思想家韓非子將賞罰之權稱為“二柄”，《韓非子》專有一章討論，題目就叫《二柄》。他指出，君主一旦同時失去刑賞大權而由臣下執掌，這樣不導致危亡的情況是沒有過的。就好像老虎靠爪牙能制服狗，如果老虎沒了爪牙而讓狗使用，老虎反而會被狗所制服；並舉例說，齊國大臣田常請求君主賜予群臣爵祿，用大鬥出小鬥進的辦法把糧食施捨給百姓，這就使齊簡公失去獎賞大權而由田常掌握，最後簡公慘遭殺害；宋國大臣子罕告訴宋桓侯，百姓喜歡獎賞恩賜，君王自己施行就好；百姓厭惡殺戮刑罰，乾脆就讓我代勞吧！結果宋桓侯失去刑罰大權，並被廢掉。《韓非子•二柄第七》說：“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下大鬥斛而施于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

如何恰當行使賞罰呢？要“審合形名”，考察下級的言論和職事，嚴肅問責。具體說，根據下級言論授予他相應的職事，就其職事責求他的功效。功效符合職事，職事符合言論，就賞；功效不符合職事，職事不符合言論，就罰。《韓非子•二柄第七》說：“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

要做到“審合形名”，國家領袖就不能任用那些無實際能力的所謂“賢人”，更不能離開法制無原則地提拔官員，否則只會多媚臣、小人；只有遵守法律，取信於天下，以法賞罰，才能實現天下大治。

《商君書•修權》重點也談賞罰之權，開篇就說：“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釋，捨棄——筆者注）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奸無端（無端，是說無由萌生——筆者注）。”

——此真治國之至理！

經文：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11】。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語譯：

“第六類：三種治理方法。根據不同社會風氣和不同人的特點，相應的治理方法有三種。一是普通正常的方法，依靠官員執行中央的政策方針。二是以剛強取勝的方法。三是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在社會擁護以君王為代表的中央權威、或者針對擁護中央權威的人們來說，可以採用普通常用的方法。針對缺乏中央認同感的社會環境、或者固執己見難以說服的人，應採用強硬高壓的方法。認同中央權威和治理能力，但對某些決策心存疑慮的人，應採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對蓄謀已久暗中反對中央的人，應實行高壓強硬措施。對於自作聰明又不反中央、不反社會的人，應採用柔性教化措施，做好他們的思想工作。

“君王代表國家整體利益，中央肩負保障協調各個階層、各個地區人民福祉的責任，所以中央必須是暴力威懾和賞罰大權的唯一執掌者。由於君王的安危關乎整個國家的利益，所以他必須享有高水準的健康營養和生活保障。而大臣往往只看到局部利益，如果任由他們作威作福，便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獨大的情況，危害他方利益，使國家整體失衡，乃至陷入尖銳的階層對立，造成社會分裂；人民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社會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