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在中國傳統典籍中是最有特色的，也可以說是東方神秘主義的代表作。儒家以它為“五經”（《易》、《書》、《詩》、《禮》、《春秋》）之首，道家以它為“三玄”（《老》、《莊》、《易》）之一，無論研究天文、地理、音樂、兵法，還是研究聲韻、數學、武術、氣功，古人都喜歡援引、借助《周易》的學說；至於道士煉丹，術士算命，更是以它為根據，以它為招牌。在古人看來，“《易》道廣大，無所不包”,《周易》及其易學，囊括了天、地、人間的一切知識，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總匯。

可以說，《周易》的思維模式、人生哲學、象數理論，深深地影響甚至支配了中國乃至中華文化圈內各國人的思維習慣、人生態度。就是對自然科學的發展，它也在相當程度上充當了至少是哲學指導的角色。它不僅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著罕與倫比的地位，同時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顆璀燦的明星。

《周易》為什麼具有如此大的影響？我認為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是其思想的深邃。

《周易》的思想很複雜，可以說是言人人殊。但是，陰陽對待、流行和時中，應是《周易》最為典型的思想。

《周易》六十四卦，一共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由陰爻“--”和陽爻“—”組成的。《易傳》將其闡發為陰陽哲學，應該是合乎邏輯的。

《周易》不但陰陽相對，六十四卦和八卦也是兩兩相對，乾坤、坎離、泰否、損益、謙豫、晉明夷……不但八卦是以“對”的形式出現的，其實全部六十四卦也是以“對”的形式出現的，只不過有的明顯，有的隱晦而已。所以，讀《易》當以“對”觀。《周易》的這一特點，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對待”觀。這種“對待”觀不能簡單地看作“對立”，更包括對立面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思想。

“《易》者，變也。”《周易》就是“變經”，就是講運動、變化規律的，用《易傳》的話來說，就是“流行”。《周易》的卦與卦之間是可以相互變化的，乾卦可以變為坤卦，泰卦可以變為否卦。反之，坤卦也可以變為乾卦，否卦也可以變為泰卦。《周易》從乾坤到既濟，象徵著事物一個發展過程的圓滿結束。但是，既濟卦之後還有未濟卦，明顯含有事物的發展是無窮的思想。

《周易》重視中位，也重視時。這種思想，《易傳》概括為“時中”。“中”，不但含有不偏不倚，既反對“過”，又反對“不及”的思想，也含有主張秩序的思想，甚至還包含有“正統”論的傾向。《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一卦的“卦時”；一卦六爻，每一爻都有一爻的“爻時”。強調“時”，就是主張隨時變化，與時俱進。這些思想，不但吸引和啟發了古人，就是在今天，也還有它強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其思想表現形式和方法的特殊。

中國古代哲理深刻的著作很多，為什麼它們都不如《周易》影響大呢？除了歷史的原因外，首先要引起注意的就是其思想表現形式的特殊。《論語》、《孟子》、《老子》、《莊子》都是說理的，靠的是邏輯的力量。但是，深刻的哲理要讓一般民眾都感興趣，實在是勉為其難。而“《易》則寓於蔔筮”，以“神道設教”（《周易·觀·彖傳》），接過一般民眾都迷信的筮法，裝進自然哲學和社會哲學的內容，將迷信的形式和哲學的內容結合在一起，使對哲學不感興趣的民眾易於接受，這樣，儘管“見仁見智”，但對《周易》哲理的普及無疑是有效的。

《周易》思想表現方法的特殊則更值得注意。《四庫》館臣說：“《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典籍很多，但沒有哪一種典籍發展到了《周易》的極致。《論語》、《孟子》、《老子》、《莊子》都是借天道來說人事之理的，但它們都是文字的推闡，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繫辭傳》），文字的內涵畢竟有規定性，表達思想有一定的限度。《周易》則是卦畫符號與漢字的結合體。雖然其卦爻辭是文字，表達的意思有限，但其卦畫符號的功能卻無窮，什麼都能用它來代表，就好像X和Y一樣，所以馮友蘭（1895—1990）稱《周易》是“宇宙代數學”，雖然“只講一些空套子，但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套進去”。可以說，“《易》道”之所以“廣大”而“無所不包”，主要不在於它的卦爻辭，而是在其卦畫符號。而卦畫符號與卦爻辭的結合，就使《周易》成為了一種早期的符號哲學。

再次，是其歷史的特殊。

關於《周易》的歷史，《漢書·藝文志》有“人更三聖，世曆三古”說。這是說，《周易》一書，經歷了上古的八卦階段、中古的六十四卦階段、下古的《易傳》階段。而八卦為伏羲所作，六十四卦為周文王所演，《易傳》為孔子（前551—前479）所作。這麼悠久的歷史，如此顯赫的作者，中國其他典籍，沒有誰能與之相比。難怪古書編目，總是以《易》為首。

由此看來，《周易》是一門發展的學問。所謂“伏羲畫卦”、“文王演卦”是指《周易》本經的形成。而“孔子作傳”則是指《易傳》的產生。嚴格地說，《周易》或《易經》，應指西周時期形成的《周易》本經，而不應該包括《易傳》（指“十翼”）。但由於古人認為《易傳》為孔子所作，而孔子是“聖人”,“聖人”之作當然可升為“經”。於是，《周易》或《易經》，也就包括了《易傳》。

嚴格地說，除《周易》本經以外的所有研究《周易》本經的著作，都可稱為“易傳”。但由於《易傳》（指“十翼”）習稱為孔子所作，以致可與《周易》本經並列，也就成了專稱，別的研究《周易》本經的著作也就不好再稱為“《易傳》”了。這些著作我們可稱之為“學”。這樣，易學著作也就分成了“經”（指《周易》本經）、“傳”（指《易傳》，即“十翼”）、“學”（指《易經》、《易傳》以外的所有易學著作）三部分。

儒家經學系統的典籍從漢朝開始，都包括經、傳、學三部分。《周易》系統的典籍也是如此。如宋朝朱熹（1130—1200）注解《周易》的著作《周易本義》一書，即由此三部分組成。其中，既有經文，也有傳文，朱熹對經、傳文所作的注解則屬於易學。今人對《周易》經傳所作的注解，則屬於當代易學。

應該指出，由於《易傳》“由傳而經”的特殊性，人們習稱的“《易經》”已包括了《易傳》。所以，“易學”不但包括了對《周易》本經的研究，實質上也包括了對《易傳》的研究，而且也包括了更多的“《易》外別傳”，即借《周易》本經和《易傳》之題發揮的著作，比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的“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之類。

這三部分中，“經”是源，“傳”與“學”是流。它們固然有許多的共同點，但顯然是不同時期不同作者的作品，我們不能把它們混為一談。《易傳》有的東西，並不等於本經就有，也有可能是《易傳》的創造。後來易學著作有的東西，也不等於一定出於本經或《易傳》，也有可能是後人的發明。研究《周易》，我們一定要有歷史觀念，懂得哪些是本經具有的，哪些是本經可能會具有的，哪些是本經不可能具有的。不要把本經不可能具有的強加於本經，也不要輕易否定本經可能會具有的。把後來易學著作才有的東西強加於本經，就會得出《周易》無所不有、無所不能的錯誤觀念，走向神化一途。輕易否定本經可能會具有的，甚至對本經已經具有的視而不見，就會貶低本經的思想性，視本經為簡單的筮書，走向矮化一途。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周易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