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過去兩千年來，如當代西方文化對中國影響之巨者，唯古代印度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通過諸多佛教宗派的建立和改造，以及宋明理學引佛入儒，佛教的中國化和中國文化的佛教化至宋明時期已基本完成。中西文化的互動互化則是“進行時”，可能還需要長達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時間方能基本完成。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且全方位的。我們說牧野之戰發生在西元前1046年，也是基於現代天文學的推測，沒有現代天文學，學者們很難就這一日期達成廣泛共識。

還有對於武王誓師詞中“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的理解，經師們多將之解釋為端正行列的一致行動，因為在戰爭中，軍陣整齊極為重要。但民族志的記錄表明，這也可能是一種戰前的軍事舞蹈。顧頡剛、劉起釪二先生就持這種看法，他們舉例說：“雲南景頗族世襲山官之間展開掠奪性戰爭‘拉事’之前，選出勇敢戰士為先鋒，由山官授以繪有恐怖人面圖形的野豬皮盾牌。戰事開始，任‘勒卡總署’的先鋒一手舞刀，一手舞盾，作衝殺之狀，任‘司列’的先鋒雙手舞一長矛，作向前刺殺之狀，其動作都是狂熱的舞蹈，並發出模擬老虎的吼叫聲，全隊即隨之衝鋒，以銳氣壓倒敵人取勝。”（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115頁）

作為古史辯學派的領軍人物，顧頡剛先生還曾作《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一文，詳盡指出紂的惡是晉代以前，歷代層層累加的結果，“他的罪惡的條款因年代的更久遠而集疊得更豐富了”。（顧頡剛：《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收入《古史辯》第二冊，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最後，紂簡直成了“惡府”，而紂的惡，大多是學者憑空想出來的偽史。兩千多年前，《淮南子•繆稱訓》的作者就感歎說：“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古史辯派有時疑古太過，不過他們對於我們澄清古史，確有貢獻。

但令人痛心的是，古史辯派輕下斷語說孔子根本沒有刪述或製作《六經》，將孔子與《六經》分離開來。通過去義理化，中國文化的核心經學被還原成冰冷的史料，《詩經》甚至被打回原始民歌的狀態。中國人的意義世界因此喪失，直到今天也沒有恢復。清華大學哲學系陳壁生教授寫道：“孔子與六經的分離，對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影響至巨者，在‘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構。西來之‘哲學’科與中土之‘義理’之學相對接，而傳統義理之學，實以經學為根本。孔子刪削製作之六經，與西漢之經學，皆有義理。而自‘錢玄同、胡適之（錢、胡也是古史辯派代表人物——筆者注）們’分離孔、經，後來者翕然和之，於是研究先秦哲學，惟言諸子，研究兩漢哲學而不及經傳，研究漢魏六朝玄學而罕究經注，研究宋明理學而盡皆舍其經注義理，此為‘中國哲學’學科之一大病，不得不歸咎于民初之孔、經分離者也。”（陳壁生：《經學的瓦解》，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121頁）

經學義理是中國文化之魂。剝離經學義理的中國哲學，必將成為沒有靈魂的僵屍哲學。在此意義上，古史辯派研究歷史是買櫝還珠——“撿了史實的芝麻，丟了義理的西瓜”！

經文：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於爾躬有戮！”

語譯：

周武王說：“古人曾說：‘母雞沒有早晨打鳴的，如果母雞早晨打鳴，預示這個家庭要傾家蕩產了。’現在紂王寵信婦人，外戚集團干政，忽略傳統政治力量，對先王祭祀漠不關心，更不認同王室成員。與此相反，紂王更重視從各地逃到商朝的罪犯，尊重、相信、任用、提拔這些人。他們被重用後，殘暴虐待商朝民眾，違法亂紀。現在我姬發敬奉天命，討伐商朝。

“宣佈今天的四條作戰紀律：首先，作戰中，要保持軍陣整齊，前進六、七步，就要停下，整齊軍陣。其次，刺殺一次至七次，就要停下，整齊軍陣。努力作戰吧，勇士們，我們要威武雄壯，像虎豹熊羆一樣勇猛，在朝歌郊外展示你們的實力。第三，不要迎擊殺傷前來投奔的商朝軍隊，將來需要他們，這一點，你們要注意。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條軍紀，如果有人不積極主動殺敵，我就要軍法從事，殺掉消極作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