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現代科學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福祉，但如果將其推到極端，科學主義把自然科學技術作為整個哲學的基礎，並相信它能解決一切問題，那就異想天開荒唐而無知。比如20世紀初中國學人要“發明”基於科學的倫理道德體系，結果當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道德也是一樣，一切文明社會都有約定俗成的道德體系，但如果我們將之推向極端，不顧制度、環境等條件，將社會的一切都歸因於無形的道德，這種思維方式也是極其危險的。

不幸的是，西漢以後，儒家泛道德化成為巨大的歷史潮流。迷信道德可以解決從外交到經濟的一切問題，人被分為截然對立的君子與小人，王朝滅亡則主要歸因於末代君主的道德沉淪。

歷史並非如此！武王伐紂是周滅商的決戰，《牧誓》是武王大軍到達商都附近，周及其盟國的誓師詞。當時的戰略態勢是：由於商紂王花費巨大精力平息東部夷人叛亂，致使國力消耗巨大，後方空虛。周人經過三四代人的“剪商”努力，趁機一舉消滅的商朝。所以《左傳•昭公十一年》說“紂克東夷而殞其身”。

武王在誓師詞中攻擊對手，提到“婦言是用”等紂王的過錯，我們也能理解。若將商人滅亡的原因歸因於紂王的道德，周以後不斷添油加醋地誇大紂的惡，這種泛道德化的解釋不僅不利於我們理解歷史，更妨礙我們找到擺脫王朝更替週期的正確答案。事實上，孔子及其弟子們對泛道德化是高度警惕的，子貢曾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

北京大學歷史系趙冬梅教授在談到各個朝代所面對的官員選舉、君臣關係、兵權收放等制度性問題時寫道：“令人扼腕歎息的是，在傳統時期，這些問題往往被‘理亂興衰’所消解，同時被消解的，還有有關這些問題的寶貴思考——人們習慣了用末代君臣的失德來解釋衰亡，然後便若無其事地走進新朝代。即便是現代的歷史書寫，也習慣了在‘朝代末期’大做文章。”（趙冬梅：《法度與人心：帝制時期人與制度的互動》，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版，第5頁）

歷史人物極端複雜，很難用不道德的小人、道德高尚的君子簡單分類。比如北宋王安石用人重視行政能力，合乎三代“選賢與能”的政治標準，但在司馬光那樣的保守主義者看來，其追隨者多是寡廉鮮恥、重利輕義的小人。而反王安石變法的保守主義者則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儘管神宗死後，“大多數的新政，不是被廢止就是被徹底修改，完全不考慮其中的優點，也毫不顧及恢復許多舊措施的後果。這樣的做法裡面含有報復性情緒。王安石的著作被丟棄在一旁，好像他從不是一位一流的學者。保守主義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罷免了新政的支持者並代以自己一派的追隨者，徇私實際上比在改革者之中更為廣泛。比如，那些負責州學的人僅僅是由高級官員的推薦而得到任命，未如從前一般先經過測試以確認他們的能力。”（劉子健：《宋代中國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張鈺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55-156頁）

在儒家泛道德主義者看來，道德是萬能的。它不僅區分了人的好壞，決定了王朝的興衰，還是治國平天下的不二法門。西元前81年鹽鐵會議上儒者將義與利、戰爭與和平對立起來，宣稱：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士大夫不言得失。以仁義、德行感化百姓，就能使近者親附、遠者悅服。因此善於克敵制勝者不必打仗，善於打仗者不必領軍，善於領軍者不必衝鋒陷陣。在朝廷上修明政治，就可以使敵人退兵，聖王推行仁政，天下無敵，哪裡用得著什麼軍費。《鹽鐵論•本議第一》：“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畜通‘蓄’——筆者注）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隨著儒家獨尊地位的逐步確立，上述觀點影響深遠。一個國家若不致力於經濟繁榮，政治軍事強大，空談道德和仁義，仁者無敵——最後只能是國勢的衰敗。漢以後中國歷史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中華文化內養外用、內聖外王一貫的主旨亦因此消退，直至今日。

經文：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塚君，禦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幹，立爾矛，予其誓。”

語譯：

西元前1046年甲子日黎明時分，周武王帶領大軍到達朝歌郊外的牧野，在此召開誓師大會。周武王左手拿著黃色大鉞，右手握著裝飾牛尾的白旗，說道：“經過長途跋涉，我們從西部終於到達朝歌郊外。”

周武王接著說：“大家辛苦啦。各位友好方國的國君，王室近臣，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的將士們。舉起你們的戈，排列好你們的盾牌，把你們的矛豎起來，我們現在召開滅商誓師大會，宣佈作戰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