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經史相參，經學義理與歷史事實相互比照，對於我們研究經文內涵十分重要。因為歷史現實能使經義深切顯明。

據《史記•宋微子世家》，我們知道殷的“三仁”，商紂王的重要親信微子、箕子、比干都曾對紂王進行勸諫。比干認為，君主有罪過不能以死直言規勸，百姓將受害，百姓又有什麼罪呢！“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後來比干“以死爭”，激怒紂王慘遭殺害。

箕子勸諫紂，紂不聽，有人同樣勸箕子逃離，箕子卻說：作人臣的向君主進諫，君主置之不理就離他而去，這是張顯君主的惡行，嘩眾取寵于百姓，我不忍心這樣做。於是箕子乾脆裝瘋賣傻做了奴隸。“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說通‘悅’——筆者注）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發佯狂而為奴。”

微子也曾多次勸諫紂，紂都不聽。最後微子聽從了父師、少師的建議離開了。為何微子沒有如箕子那樣“為尊者諱”選擇留下，或如比干那樣為百姓利益以死抗爭呢？微子的理由是：“父子之間是骨肉情，君臣之間以義理連。所以父親如果有過錯，兒子屢勸不聽就應隨之而號哭；人臣如果屢次規勸，君主不聽，從義理上講人臣應該離開了。”《史記•宋微子世家》原文是：“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

微子的態度，成為中國人處理君臣、上下關係的基本準則，影響深遠。《禮記•曲禮下》就說：“為人臣之禮，不顯諫（顯諫，指當眾指責國君——筆者注），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孟子則將君臣間的關係細分為兩類，一類屬於王室宗族的公卿，如微子、箕子、比干；一類屬於與王族不同姓的公卿。對於屬於王室宗族的公卿，國君有重大過錯，反復勸諫而不聽從就更立國君；與王族不同姓的卿，國君有重大過錯，反復勸諫而不聽從就離去。這種思想在戰國時代極具革命性，從中我們能看到君臣都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不能履行君或臣的社會職責，就要選擇退位或離職。

《孟子•萬章章句下》記載了齊宣王與孟子的這段對話：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

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正，讀為‘誠’，意為實話——筆者注）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去。”

直到南宋以後，那種不顧人民利益，屈從君主（上級），對君主（上級）單向度絕對忠誠的觀念才突顯出來。已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宋史專家劉子健先生寫道：“大家說嶽飛精忠報國，這話另有涵義，好像是絕對忠君，才能報國。易言之，絕對以君主個人為轉移，並非以國家利害為前提。從南宋以來，都是這樣的觀念，宋明理學也並沒有加以修正，也並沒有堅決主張合乎道德，合乎法制的以忠報國。那就是說，士以事君為己任，根本不合北宋的理想。”（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中國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87年版，“引言”第12頁。）

對等的君臣（上下）、夫婦、父子責任關係沒有了，代之以絕對的君權、夫權、父權，這是道德的沉淪，必然導致一方對另一方的壓迫——直到20世紀中國革命才將這些窒息社會進步的鎖鏈砸碎。

而我們重建中國人倫秩序、道德規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經文：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仇斂，召敵仇不怠。罪合於一，多瘠罔詔。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遁。”

語譯：

父師說：“王子呀，紂王沉湎於酒色，對上天失去敬畏，不接受年高老成的貴戚大臣勸誡，這是上天降下重災以懲罰商朝呀。現在，民眾竟然盜竊供奉天地眾神的各種祭品，卻能得到法律的寬容，吃掉犧牲，也不怕災禍。上天監察著所有商朝人，上至王，下至民。紂王殺戮民眾，大規模聚斂財富，導致民眾與政權為敵，卻不反思自己的治理是否正確。造成所有犯罪的唯一根源是紂王，民眾真是有苦無處訴。

“假如現在商朝出現大災，我們大家將共同承受惡果。假如商朝滅亡，我會殉國，絕不當敵國的奴隸。我建議你出逃，離開商朝，這個建議我以前曾向刻（箕）子說過。如果王子不出逃，不但商朝政權會滅亡，歷代先王的宗廟祭祀也保不住。你出逃是為了保住先王宗廟祭祀啊。關鍵時刻每個人都要自行做出選擇，以不同的方式向歷代先王表達忠誠。我本人不會考慮逃亡，我要以身殉國。”